叶檀：宏调既需要罗斯福也需要里根

　　每次的宏观调控，政府似乎都落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市场派认为行政手段过多扼杀了市场的活力，对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而政府行政权力的信奉者则认为政府对于市场不良现象心慈手软，导致宏观调控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类似的争论伴随着对于行政管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反思，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经济热门领域。

 

　　但这样的争论有时往往是徒费口舌。就像常有人以罗斯福新政来否定市场化、肯定行政管制的重要性一样，也常常有人以里根的私有化运动肯定自由市场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政府管制不屑一顾。但结果正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前者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崩溃的泥淖，后者使美国经济飞越天堑，成为世界新科技与金融经济的领头羊。

 

　　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来否定前者，是以简单的一元思维贯穿经济发展脉胳，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的发展不同时期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作发动机。

 

　　我们有必要重返历史现场，来认真审视一下这两种发动机所面临的不同环境。罗斯福主政之前，在自由竞争的幌子下，垄断资本家以工人的血汗累积资产，资本市场的大鳄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地以虚假消息收获暴利，金融投机是何等疯狂，而工人却得不到丝毫的保障。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拨乱反正”，就是重建市场秩序。

 

　　罗斯福新政的标志之一是颁布了一整套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手段将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挽救了出来：通过《紧急银行法》使美国银行业重振；通过《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完成了对证券业的管制；通过《银行法》完成了美国的银行制度改革；通过《农业调整法》完成了对农业的调整；通过《工业复兴法》使美国的工业真正复兴；通过《社会保障法案》、《工资工时法》使美国劳动者的生存权得到基本保障。在罗斯福新政期间，颁布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

 

　　但到了里根时期，当时西方笼罩在二战结束后开始的国有化运动之中，从欧洲蔓延到北美。到上世纪70年代名为经济“英国病”的企业国有化后遗症是如此之严重，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政府管制机构庞大，这些如今中国国企存在的弊病西方国企一应俱全。当时到欧洲开会的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英国食品的恶劣程度深感吃惊。为了促进企业效率，自由经济理论的信徒们一旦登上总统宝座，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旨在建立自由市场体系的改革。他们很成功地将管制与低效率一起扔到了身后。

 

　　市场的钟摆在秩序与效率之间来回摇摆，最终会找到相应的平衡点。目前，国内一些清醒的市场人士呼吁加强资本等市场的政府管制，他们其实是在呼吁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一些行政机制的信奉者却在强调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其实是在呼吁改变目前企业组织方式的低效与无能。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罗奇遍游中国之后，强调中国经济宏观必须依赖政府行政力量尤其是要发挥发改委作用的原因。他当然不是要否定市场化，但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分析现实的约束条件，知道达到最终目的之前应该考虑到存在的变量。

 

　　事实上，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之途，同时拥有着罗斯福与里根时期的美国经济弊病。如市场普遍失信、垄断企业横行、多数国企效率低下、管制机构庞大等。面临这样的情况，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国在宏观调控中，既需要罗斯福新政式的市场整肃与社会保障，也需要里根式的对自由市场的崇奉，两者应并行不悖。

 

　　有意思的是，罗斯福新政施行不久，自由市场信奉者与对行政权越界心存不满的法律界人士联手反弹，在1935年1月，最高法院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紧接着，最高法院又于5月一口气判3项新政法律违宪，到了1936年初，又废掉了6项法律。而那些经过考验的新政如社会保障体系则成为美国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