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本需用重典

　　治本需用重典

　　见本报9月4日9版

　　证监会铁腕清欠 “9·30大限读秒”

　　以行政手段解决大股东占款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上市公司2005年期初不存在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款的情况，期末占款余额也极少，但是2005年度累计发生的资金占款数额巨大。这表明大股东占款可能不再以长期侵占的形式出现，而有可能出现间断循环的情况。换句话说，大股东占款有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变种”，用行政手段突击解决只会使“变种”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隐蔽，最终结果是治标难治本。

　　大股东占款是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有许多制度层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则与大股东违规成本低廉有关。与海外成熟

证券市场相比，内地证券市场的监管法规显然过于柔性。在香港，创维集团主席黄宏生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等四项罪名被判入狱6年。反观内地，上市公司高管因此坐牢的还极为少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法律中刑事条款对“大股东占款”都没有明确，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许多细则的缺乏也使得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困难很大，执行力不足。最终只能导致高高举起的板子还是轻轻放下。

　　久拖不决的大股东占款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独立财产权肆无忌惮的侵犯，大股东作为市场中拥有资源、信息优势的群体客观上也存在损坏公众利益的天然冲动，因此，除了在制度上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之外，加大法律约束特别是刑事法律约束，加大违法成本，应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尤旭东/深圳)

　　中国不必急于扩大IMF投票权

　　见本报9月4日8版

　　IMF启动“最深远改革” 中国等四国提升话语权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扩大中国等四个国家认缴份额的数量，而各会员国在IMF的份额，决定其在IMF的投票权和借款的数额。如果这一变动得以通过，那中国的投票权将增加，在IMF中的影响力将会上升。

　　但这种权利不是轻易就能得到。IMF的改革需要各成员国投票表决，中国等国家份额的增加，会使一些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减少，它们倾向于反对这一改革。美国则对扩大中国的投票权表示了支持。改革能否推行，需要多边协商。中国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美国则可能要求中国在

汇率改革上做出让步。美国对中国汇改施压时，常常以中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作为理由，而这次支持中国扩大在IMF中的影响力，也正是为了让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当然会包括汇率的变动。

　　中国需要扩大在IMF的投票权，也需要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但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去稳步推进。目前来看，中国不必急于扩大在IMF的投票权。IMF的职能主要是监管和借贷，监控成员国的金融运行情况，并在它们需要时投放贷款，防范金融危机。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基本具备防范自身金融危机的能力，不是迫切需要IMF的帮助；而监督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的金融运行情况，目前还不是中国的目标。因此，能够顺利扩大在IMF的投票权固然好，但不需以汇改作为交换条件。(周阳冰/湖南)

　　我爱格兰仕，不爱爱仕达

　　见本报9月4日18版

　　苏泊尔警报：外资并购触及反垄断界限

　　“如果连口锅子都涉及国家安全,那就没法改革开放了。”被业界称为锅王的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如此反驳爱仕达、双喜等6企业向国家多个部委上书要求制止这起“垄断性并购”事件的行为。爱仕达与双喜等企业原先也是打得不可开交，这次倒成为好哥们。只是，这样的集体行动不过是一只纸糊的风筝，他们并没为产业安全操多少心，而可能是憎恨苏泊尔抢了自己的亲事——早在2005年3月28日，爱仕达就与SEB签署了向其转让80%股权的意向书。

　　说到由冤家成兄弟的事，家电业等行业何尝没有过巨头企业抱成一团的历史，然而无一例外地好景不长。这并非是不提倡竞争，而是说，中国企业缺失原生性的合作意识。如果假的一致对外，是为了“大功告成”后真的合榨国内市场，我们还不如现在就放虎进来。

　　我想起了与“集体联盟”性质恰好相反的一件事。去年5月26日，格兰仕集团高层进京“请愿”，上书证监会，指责上市公司美的电器对其控股的小家电业务强行“指婚”，宁肯低价卖给大股东美的集团也不考虑愿出更高“彩礼”的格兰仕。不少人惋惜格、美两企业陷入了互揭老底、冤冤相报的漩涡当中。而在我看来，这种揭短意识其实也是另一种商业文明。回头想一想，格兰仕与美的间的互揭老底(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让家电行业违规关联交易、虚假排名宣传等行为进入了公众视野，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勇于相互揭短，中国许多产业短时间内可能处处充斥着火药味，但正可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整个行业要想获得长期的肃静，又怎能不以阵痛为代价？实际上，比外资并购威胁产业安全更危险的，恰恰是部分中国企业虚与委蛇、表里不一的劣根性——这也是我爱格兰仕、不爱爱仕达的原因。(东方愚/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