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摆脱艾滋病的纠缠

　　现年42岁的河南农妇李宝珍将不久于人世，在未来某一段时期内，她会很快在这人世间消失——因为她患上了艾滋病。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在今年夏天被证实的。6月下旬，她从宁夏来到北京一所三级甲等医院看病，那之前，不间断的发烧与咽痛症状迫使她持续了超过半年的辗转求医生活，有许多医生看过她的病，但都没有给出结果，这令她束手无策。今年，在一个熟人帮助下，她来到北京看病。确定无疑的是，她的预期寿命只有半年时间。

　　她是我们建院以来接诊的第四例艾滋病人，而且是带着明显症状来的，主治医生朱小常对《财经文摘》说。医科大学毕业的朱还是第一次见到艾滋病人及其发病状况，他描述说，这位病人发病的时候浑身出汗，两颊通红，在床上捂着被子，极度畏寒。

　　医院对症用药以减轻她的痛苦，但由于并不是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他们需要马上将她转走，以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意外。经济条件的窘迫使李宝珍无法在北京接受昂贵的治疗，此外出于对宁夏丈夫的愧疚，她只能选择独身一人悄悄回到河南老家，孤苦挣扎并默默等待死去。

　　艾滋风行的年代

　　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由于主要实行的是户籍属地优惠治疗机制，李宝珍根本不可能在河南老家以外任何省份以一个外地户籍病人的身份去享受优惠救助。因此，这位早年在河南先后与两位男人一道生活过的病人，只能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回到河南。

　　我考虑，河南那边的艾滋病救治体系应该是比较健全的，她理应能够获得更合适的优惠治疗。朱小常对《财经文摘》说，你知道，这种病是无底洞，如果缺少救助是不可想象的。

　　但从李宝珍的经历来看，回到河南，无异于让她重新陷入旧时的噩梦之中去。在河南上蔡，她先后与两位男人生活过，而这两位男人无一例外与她的卖血经历并由此导致艾滋病有关。

　　在20世纪90年代，她遇见了她的第一位丈夫，她将这种不幸结合视作年幼无知的产物。在那个穷困潦倒的年代，她的丈夫苦于物质条件的匮乏，不断对她施加家庭暴力。当她明白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后，她从别人那里获知卖血可以换得一些经济来源，挣不上大钱的她决定卖血。主治医生朱小常说，病人先后去有着某种政府背景的基层血站卖了4次血，一次400CC，每次获得50元人民币，欢天喜地地回家交给丈夫，以换取短暂的安宁。

　　但在后来，她无法继续忍受暴力，在卖血点结识了一位男子并与其私奔，这是一位职业卖血者。衣食有着，此后她不再卖血，过着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但过了7年时间，这位男人在车祸中死亡。

　　第二个男人死去后，她离开了河南，经人介绍嫁给了宁夏一位外企工厂的工人，这段生活对她而言相对快乐，她与她的丈夫非常恩爱。但是去年冬天，她开始犯病——此前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可能得了艾滋病，尽管自1985年开始，中国河南艾滋病源于“血祸”的消息不断被披露。

　　在中国，血液对于艾滋病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以至最终丧命的占有极大比例。“血浆经济”的兴起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面积蔓延和扩散。90年代，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局部省份开始出现血液交易市场，有一些基层政府公开设立血站，鼓动人们有偿卖血，这使许多贫困的人此后成为职业卖血者，而另有一些人则受利益驱使和影响，一度徘徊在血液市场里，像李宝珍一样以间歇性出卖血液改善物质环境。

　　“噗哧一针，两袋两斤；大街一转，啤酒皮蛋，”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对《财经文摘》说，90年代人们发现血液买卖能挣钱，这与改革开放后陆续展开的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这是血液买卖大规模提升的特定历史条件。

　　交易和买卖破坏了血液安全的基础。景军说。

　　在艾滋病毒最初风行的年代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显然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李宝珍极为无辜地表示，她只卖过4次血，而且都在干净的人民医院里。但她的说法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谁也不能保证，干净的人民医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肮脏器具。因贫卖血，因病输血，人们一向信赖的公共卫生机构正面临着不能回避的道德拷问，他们的公信力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卫生系统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缺德”。79岁的高耀洁医生在北京对《财经文摘》说，她对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救治方面的不作为和隐瞒表示愤慨。从1995年开始，高耀洁用了11年时间在中国底层奔忙，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无偿自费的艾滋病教育和拯救工作，她的呼吁受到了高层领导人和舆论的重视，引起了中国社会对艾滋病问题的广泛注意和参与。

　　8月23日，高耀洁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她同时为《财经文摘》引荐了一位河南巩义的艾滋病患者。这位病人1995年在巩义市人民医院引产，产间出血，在医生的建议下，给她输了一些从血库里提取出来的血液。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建议，此后她被艾滋病毒摧残，并受到了丈夫的抛弃和毒打。现在，这位艾滋病晚期患者满脸枯槁腹部肿胀，正在对人民医院提起一场无望的诉讼。高耀洁医生说，从身体状态来看，这位病人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在河南一些地方，艾滋病人正陆续对医院提起诉讼，但这种诉讼同样不会有任何实际进展，因为据称，一些法院已经进行了对艾滋病人诉讼不予立案的口头规定传达。

　　中国需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艾滋病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医学专家和一些机构警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数已居亚洲第二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许多普通人群面临着扩散威胁。来自河南的高耀洁医生也不止一次向《财经文摘》表示，艾滋病不是河南局地的专利，她反对人们仅仅专注于河南地域的考察。

　　十年以来，高耀洁医生对一些基层地区进行暗访工作，其中一些村庄可能比河南文楼还要糟糕。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确保血液安全，此外，积极采取干预和防治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以及阻断艾滋病的大规模流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最初，一些应付式的消极措施使中国丧失了先机。

　　最开始我们对艾滋病的控制力度是不够的。景军表示，从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出现一直到2003年非典结束，18年间我们一度对艾滋病采取了轻视的态度。那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看法，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物，与中国的距离是遥远的。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开始承认艾滋病的存在，但认为那只存在于少数生活方式有问题的人中间。到后来，血液买卖的生产方式被突然发现，卖全血和单采血浆使许多无辜的人患上了艾滋病。这时候采取了捂盖子的方式，不想对外公布实际情况，也不想借公开动员社会群体的方式进行防治，景军说。在2003年以前，没有一位首长会以面对面握手的方式接见艾滋病人，但非典是一种深刻教训。当年冬天，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看望了病人，此后，胡锦涛主席也深入病人中间与他们交谈。

　　“这是跨时代的，但花了18年，”景军说。

　　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为什么会浪费18年时间？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对《财经文摘》说，广范围而言，许多地方官员对于艾滋病是避讳的，担心问题暴露后会失去很多外资，外出劳工受到歧视以及当地农产品滞销，更为重要的是怕政治前途受到影响。

　　但是流行病学告诉人们，越捂盖子问题最后将更加严重。杜聪说，中国错过了好几个时期，尽管现在“救火”的人多了，但“火”烧得更大了。

　　现在，从组织架构上，中国有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有许多专项基金以及30多个部委的联席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也在不断参与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是，最高层领导对控制艾滋病流行作出了承诺，中央财政的防治经费从2003年的3.9亿元增加到了去年的8亿元，这之外，中国政府加强了同联合国卫生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国际合作项目覆盖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2004年，中国分别获得国际社会7亿人民币捐助。

　　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号召，鼓励无偿献血，压制有偿卖血，并对非法采血进行打击。吴仪副总理说，要除恶务尽。

　　但是在防治方面，基层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使防治工作显得被动和应付。例如存在于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高耀洁医生说，基层官员们正不顾一切向钱看。最近揭露的河南上蔡县委书记杨松泉便是如此，媒体说，他挪用了艾滋病防治专项基金。在河南和一些民间工作者那里，他们通常喜欢把杨松泉称作“杨半亿”，他们怀疑这个人的腐败生活是建立在贪污艾滋病救济基金上的。

　　“我们从来没有把救助金交到官员手里，也不会助长腐败行为，”杜聪说，现在，艾滋病领域的贪污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问题。

　　杜聪掌管的智行基金在1998年成立，并迅速在中国境内展开救助工作。过去五年，智行基金在华中地区先后接触了许多官员，有一些人公开要求杜聪把救助金交给他们，表示可以代为管理和安排。杜聪说，“我从来不会这样做，并会产生很大的怀疑。”

　　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劝告，当他们决定深入一个灾区，有人会告诉他们，那是一个贪污和腐败盛行的地方。因为贪污致使资金无法落实到救助对象身上，现在已经有许多人不再向艾滋病防治项目捐助。

　　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显示出，虽然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艾滋病防治，每年投入的各项资源都在增长，但是地方的工作并没有被理想展开，许多老百姓仍得不到救治，中央政策没有被很好执行。有一件事情令人记忆深刻，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河南和艾滋病人一同过春节。去上蔡前，温总理在驻马店和当地官员见面，并接见了杜聪等非政府组织成员。温总理在向当地官员询问了几个问题后表示，他对那里的艾滋病工作仍感到不放心。

　　除了腐败，从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基层卫生医疗体系能否担当起防治艾滋病的重任依然值得怀疑。景军教授说，一方面，中国艾滋病防治队伍不健全，人才缺乏，有治疗经验的和能够胜任基层防治工作的医护人员都很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如果病人持续增加，这将对卫生系统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差异，病人获得的医疗资源是不对等的。商业浪潮下，特权治疗和优先治疗是造成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景军表示，医院对待病人的态度、处理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货币支付能力的衡量。折射到艾滋病方面，大多数人是因贫致病，比一般病人更为困难。他说，“解决艾滋病问题，需要对公共卫生制度的可行性、公平性进行整肃和革新”。

　　几乎每个艾滋病人在卫生系统面前都面临压力，尽管政府已经推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但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区落实不够，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抗病毒治疗。一些病人先后向《财经文摘》表示，他们为了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甚至不知道国家有免费政策。此外还会遭到医务人员或部门的歧视。

　　医疗界内部对特种病的排斥现象是很普遍的，景军说。通常因为某种道德判断，艾滋病人会被拒之门外。

　　李宝珍就是这样。回到河南之初，没有人接收她，她只好住在一个旅馆里，发病的时候，她联系120。120拒绝了她的求助并告诉她，如果她是喝了毒药，他们会无条件接诊，但她不是。

　　那时她的身体上长出了疖子，她给北京的前主治医生朱小常打电话哭诉，但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朱小常为了给她寻找一处安置点，利用了一下午时间往河南方面的卫生主管部门打电话咨询，感觉人人都在推诿，有三分之一的电话无人接听，其中有一个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电话，一个无人接听，一个是住宅电话。

　　“我十分愤怒，但没有办法”，工作三年的医科大学生说。此后他再也不敢和李宝珍联系，因为感到歉疚。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李宝珍现在靠宁夏的丈夫给她寄点钱治病，在上蔡县中医院，她每天都在发烧，每天都需要不断地支付治疗费。她丈夫的HIV检查还没有出来——如果确定她丈夫受到感染也得了艾滋病，那她连唯一的费用来源渠道也会被掐断，两个同样的病人对一个低收入家庭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这种因贫获病、由病致贫的现象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发展危机。杜聪说，治疗一个病人比预防一个病人所需付出的成本要高许多，如果防治不好，治疗费用是很庞大的。相应地，国家将不断丧失一部分有效生产力。

　　他说，如果中国控制不好，最终一切苦难将由老百姓和国家共同承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很多非洲国家因为艾滋病的问题都面临着亡国危险，没有人当兵了，一个国家的感染率达到30%，人均寿命一下子从60岁削减到30岁。国民经济生产力几近停滞。

　　在2003年，中国专家曾就艾滋病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过一次评估。他们的报告说，艾滋病不停地传播，严重地影响包括经济产量的下降，医疗费用的增加，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儿童、老人等脆弱人数的增多等。

　　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专家给出三种方案，他们估算，2010年艾滋病总的医药花费将从2001年2.15亿元分别上升到19.8亿元(低方案)、35.51亿元(中方案)和60.07亿元(高方案)。

　　到2010年，在流行低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76亿，10年累计减少225亿，在流行中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18亿，10年累计减少319亿，在流行高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59亿，10年累计减少400亿。

　　宏观经济增长削减的同时，防治经费也存在巨大缺口。中国专家援引数据称，2001年，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进行了全球艾滋病防治费用估计，到2005年时，中国开展艾滋病干预活动所需经费是39500万美元，也就是32.4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中国计划的预防控制艾滋病传播的投入力度，即便是加上省级的投入，也远远不能满足艾滋病的防治需要。此外，艾滋病的蔓延将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现在投入100万和五年前投入100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现在投入和五年后再投入又不一样了”。杜聪说，如果救助和防治不错过一些时机，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被控制在理想范围。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他介绍说，一些地方目前还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尽管也有些官员默默无闻做了许多工作。但更多时候，官员们拒绝得到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和帮助，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有一些即使表示默许，但也要求他们不能张扬。

　　作者：章剑锋(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