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站乱相

　　在国家没有力量把防保经费全部包下来的前提下，卫生防疫部门要坚持自我发展，只有开展与防保业务有关的服务项目，通过有偿服务组织创收。这种角色错位的畸形发展，使中国基层防疫站的生态环境恶化，乱相丛生。

　　扭曲的经费机制

　　据湖南湘西某防疫站工作人员蒲医生向《财经文摘》透露，该防疫站目前全额财政拨款只有基本工资一项，摊到人头上平均每人700-800元，办公费用和药品、设备添置费用要靠工作人员自筹。

　　防疫站经营收入来源有三种。一是接种疫苗，药品由财政拨款或依靠防疫站经营收入购买，防疫站向接种对象收取手续费。二是直接开设诊所，或出租门面。三是

食品安全卫生强制体检，比如饮食店申请卫生许可证，员工疾病体检都归口到防疫部门，体检费用由体检者自付，还有就是罚款，比如检查发现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餐饮店要进行罚款。四是日常体检，费用由体检者自己或所属单位偿付。对于一些突发性传染病，比如狂犬病，一般是按照谁接种谁付费的原则，从患者那里收取费用。“去年春节期间，有4个人被狂犬咬伤，这些人的接种费用就是自己出，将病犬击毙后1000多元的消毒费用也由他们掏。至于被咬伤的人是否与犬主商量如何分担费用，这不是防疫部门的事。”蒲医生举例说。

　　由于相对于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来说，开门治病显得更为有利可图，所以在利益驱动下，愿意从事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很少。“能力稍强一点的自然是往医院跑，可以坐在医院开药拿红包，收入水平比我们强，也比我们轻松。” 蒲医生的话也显示几分无奈。

　　在江西某县，不久前当地卫生防疫站的负责人还在向《财经文摘》抱怨入不敷出的窘境，他认为，财政经费支持的不足使他们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并对医院的高额收入和“宾馆”一样的楼房表示了倾慕。在很长一个时期，该防疫站一部分员工已经发不出工资，在编职员每月不超过300块钱的补贴没有进行调整的历史也有10年之久。

　　创收有道

　　“现在性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治。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大医院，而是就地解决。防疫部门批准开设性病诊所方便了患者，也能为卫生事业筹措到资金”。蒲医生说。防疫部门由于人手有限和医疗风险的原因，往往不会自己抛头露面，而是将性病诊所承包给私人，自己收取风险低而稳定的承包费。据了解，性病的治疗十分复杂，有条件的医院都不敢说自己能完全根治，防疫站为创收将性病诊所承包给私人，医疗效果实在令人担忧。“一般治疗性病多使用专门用途的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只要承包医生按照程序走，医疗安全问题不会太突出，不过患者能不能治愈，那就因人而异了。”蒲医生说。

　　看来，为人治病不是目的，通过承包收取费用才是初衷，否则，性病的治疗完全可以放在医院，现在却成了防疫部门的生财之道。

　　江西某县防疫站负责人向《财经文摘》表示，基于目前的困境，他们正在向设立性病门诊的方向努力，但是一弄就需要投钱进去，买一套设备要几十万元，“我们以后会对此做进一步的考虑。” 他说，自己的防疫站硬件设施羞于示人，“不说我们，你到我们省里看看，大医院的楼房盖得像宾馆一样风光，省防疫站却破烂得吓人，建起来五年后才有钱装修。”

　　事实上，鼓励创收的政策给原本人手有限的防疫部门带来巨大的额外负担，造成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在这种体制下，防疫部门只能将精力投入旁门左道的各种创收上，正常公共职能的履行严重弱化。

　　设备老化，机制迟钝

　　“我们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像癌症这种疾病，一般发现就是晚期，只有一两年活头，要说预防，根本不可能。”在谈到设备购置问题上，蒲医生的语态有些尴尬。事实上，通过创收取得的资金，在缺乏监督和压力的条件下，防疫部门自己也不可能花费巨资购买新设备，这笔钱更多用在了职工福利上。

　　在预防费用偿付上，“小范围疫情的控制由防疫站自筹资金解决，如果范围较大，需要向上级请示专项拨款，这笔钱由财政出。”从蒲医生的话可以看出一个险情，依靠防疫部门自筹资金解决所谓小范围疫情实际上增加了疫情扩散的几率。这笔本该由财政支付的公共资金要求防疫部门自筹，不仅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更重要的是，目前防疫部门作为一个半公半商的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很高，防病的积极性却很低，甚至被当作一项沉重的负担，防疫部门与其自己掏腰包，不如把疫情说大一些，由财政出钱，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有一个核实甚至推脱的过程。这样一来一去，疫情的发展和扩散就难以避免。

　　作为防疫部门，对流行性预防负有职责，当《财经文摘》问及疫情扩散是否要公布疫情、追究责任时，蒲医生说，“哪个地方政府愿意说当地发生了流行病，这不是影响政府形象吗？况且流行病的确认十分复杂，弄错的话会引起社会混乱。当然，也会偷偷地治疗。要真的追究责任人，这不等于承认疫情存在？所以一般是不会有真的疫情被公布出去的。你看有哪个地方主动说自己的地盘上有传染病流行的？”没有病，当然也不会追究责任。从蒲医生的话里可以看出，现在最缺失的环节是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

　　流行病有地域特征，防疫站只是卫生业务部门，一般疾病的预防只能按照操作流程来做，防疫范围也限制在几种常见疾病上，比如肝炎、流脑、霍乱等，费用掣肘严重。“我们人手有限，如果发生大范围流行病，就必须上报取得上级部门和政府的支持，通过政府动员扑灭疫情。” 蒲医生说。但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制造政绩的经济发展数据上，对于只花钱的卫生防疫兴趣不大。“所谓重大疫情，比如禽流感，上面发文件了，就抓得紧些，没有文件的，除非不可控制，否则很难受到重视。” 蒲医生说。

　　在新疫情不断显现的今天，这种传导机制实在让人担忧。

　　免费标准应以防为主

　　“儿童接种疫苗比较好办，可以通过学校组织，费用根据病种不同，可能来源于财政，也可能由家长和学校自己出。来源于财政这部分是政府强制要求预防的疾病，有固定拨款。成人以单位和个人预防结合，一般只要单位愿意出钱给职工，我们就积极配合，个人自愿来的，我们也欢迎，但药费和注册费要自己负担。”蒲医生说。据了解，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第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但免费项目是否包括注射费的问题直到去年6月才解决。

　　浙江舟山徐女士对《财经文摘》说，在为6岁的女儿一次性交45元注射费用后，现在已经为她注射了卡介苗、麻苗、乙脑疫苗、百白破三联、瘠灰疫苗糖丸、乙肝疫苗，但甲肝疫苗不免费，是自己打的，药费和注射费一共90元。

　　这不能不令人回想起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发的城市危机。当年4月，上海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4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而1988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当年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甲肝是传染性很强的流行病，儿童抵抗能力低，是易感人群，而甲肝疫苗却未被列入免费范围，与这种病治愈率高的关系很大，但也不能成为自费的借口，对于烈性流行病来说，毕竟应该以预防为主。除了甲肝，相信还有其他烈性传染病应该列入免费范围，比如伤寒、霍乱，这就要求对免费项目和标准进行重新界定和评估。

　　防疫鸿沟和落差

　　卫生防疫原本是面向全民的，但全民防疫至少在目前并没有在地方完全推行。拿《财经文摘》采访的地方来说，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费用不可能由防疫站出，它本身就是依靠经营弥补日常开支的机构，地方也以财力不足推卸责任，这就必然出现城乡落差和防疫盲区。

　　据国家卫生部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通知，从2005年6月1日起，所有计划免疫疫苗，包括注射费用，在预防接种时将不会再收一分钱。当记者向徐女士提到这一文件时，她说，女儿是2005年6月1日前注射的疫苗，所交的注射费只能自认倒霉。而她在带女儿去注射疫苗时，根本不知道哪些应该免费，当医生将疫苗卡交到她手上时，她才清楚有这么回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果防疫部门不向服务对象作任何宣传，那么利用免费项目收费自然也会成为其生财之道。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因此，在基层防疫部门投入不足和监督缺失的现状下，政府法规能否在地方得以全面贯彻，还不能盲目乐观。

　　2002年起，国务院批准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但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湘西某县防疫站另一名工作人员向《财经文摘》表示，新生儿乙肝和麻疹等疫苗采取接生医院就地接种的方式，目前所有在医院接生的婴儿都能享受到免费注射服务，接种率超过90%，如果按城乡划分，城镇高于农村。记者无意对接种率数据进行否定，但从这位工作人员的话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个线索，防疫部门的接种服务转移到医院后，在家或私人诊所出生的婴儿，很难得到有效的追踪服务。在中国农村，有三成婴儿在家出生，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防疫盲区和城乡落差。

　　对成年人来说，由于过去预防机制不健全，地方和单位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人都没有接种疫苗，比如乙肝补种疫苗的就多是自发行为，也就是在自我保护意识下的自费免疫行为。事实上，由于地方企业凋敝，能够为职工考虑卫生预防的企业已寥寥无几，即便是待遇相对稳定的行政事业单位，例行检查也不可能包括成人免费疫苗项目。对于补种疫苗的成人来说，如果没有政府或单位的统一组织或下发文件，防疫站也不会提供免费服务。比如，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对一些特定单位的人群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服务。蒲医生表示，目前预防积极性稍高一些的单位，主要还是有公费医疗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

　　《财经文摘》记者拨通了湖南芷江防疫站电话后，工作人员将电话转给了急救中心门诊，医生向记者推荐了两种乙肝疫苗，价格有11元的，也有24元的，并建议用价格贵的，说效果更好。当记者问及是否免费时，急救中心表示，包括药品和注册费用都需自己负担。

　　作者：罗岳(本刊记者)

　　中国掀起打狗潮

　　3人死于狂犬病后，在政府要求下，中国组织击毙了50000多条狗，这在中国官方媒体被广泛宣扬，但却遭到动物保护组织强烈批评。健康专家指出，这种粗暴的政策显示出中国卫生安全现状的虚弱。在中国，只有近3%的家犬接种了狂犬疫苗，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狂犬病。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经过5天的残杀，中国云南牟定县几乎把狗杀绝，只有军警系统的狗得以幸免。家犬被屠杀人员从主人那里带到固定地点进行宰杀，《上海日报》报道说。由警察领导牵头组成的打狗队在夜间进入村庄，用噪音诱狗狂吠，然后杀掉，报道这样描述打狗过程。在打狗队到来之前，已有63%的犬主自己将狗宰杀。打狗行动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法律学者和动物保护人员都指责这一行动过于残忍和冷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应更多地关注狂犬病预防。中国官方媒体《法制日报》指责，打狗行动成为“政府在处理传染病方面采取的十分粗暴、冷血和近乎疯狂的举动。”“这项行动说明，政府官员在保护人们免于受到狂犬病侵害方面的首要步骤上已经失职。”由中国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编辑这样评论。新华社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地方政府对这类问题有足够重视，打狗其实没有必要，但社论也表示，“这种措施现在成了防止情况变糟的唯一办法，如果发现得早，他们就应该给狗注射疫苗，从而防止扩散。”云南牟定县官员辩护说，当地20万居民中有360人受到狂犬伤害，其中4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大的女孩。“为使疾病远离人群，我们作出了打狗的决定。”新华社源引牟定县政府发言人李海波(音)的话说。2004年，中国有2651人死于狂犬病的病例报告。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狂犬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十分有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动物传染病专家弗仑斯特·达珊博士说。

　　出处：美联社 2006年8月1日 编译：杨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