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退国进折射民企窘境

　　黄三星

　　最近接触的两个项目和常见的并购有些不同，都是民营企业主动要求被国企并购。

　　8月初，我在河南遇到一位民营企业家，正在为企业融资问题而苦恼。他的公司是10年前从一个年产几千吨纸的小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已发展成集浆、纸一体化，产能达到20万吨的企业。但受到流动资金短缺困扰，加之近年来银行连年缩减货款规模，企业又无其他的融资渠道，致使企业生产无法达到满负荷运转，雄心勃勃的研发计划也无法顺利进行，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无奈之中，该公司董事长与时俱进地“主动”提出让当地一家财政发展公司并购——控股60%，以便享受国有企业的待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无独有偶，我在四川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一家极具创新精神的民营矿业开发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年营业额达3亿元，年创利超过3000万元。公司董事长在为企业融资过程中，也是四处碰壁。银行拒绝它，固然和诸如法人治理结构不清晰等原因有关，主要还是因为这顶民营企业的帽子，让银行感觉到不安全。这种情形下，这位企业家反复权衡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与个人利益得失之后，“主动”提出被一家来自北京的国有企业并购。

　　套用时髦词汇，这两家企业的行为可视为“民退国进”。两年前的

宏观调控和银行惜贷，德隆、科龙、涌金等民营企业“系”纷纷爆出的资金链断裂消息，舆论对“国退民进”的猛烈批评，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公众、地方政府和银行头脑中，民营企业“坏孩子”印象愈加深刻。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通过并购，主动或者被动地实现“国有化”，使“民退国进”正在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当然，“民退国进”个案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一类是问题企业由国企接盘，比如潍柴投资收购

湘火炬(000549)、中粮入主*ST屯河(600737)、海信空调接手*ST科龙(000921)、四川长虹(600839)接手美菱电器(000521)等等。第二类是在一些国家调控严厉的行业，民营企业通过国有化达到规避监管、获取资源等目的。典型的有民营钢铁企业

宁波建龙引入杭钢集团，以此规避宏观调控的冲击。从铁本和建龙各自的境遇可见建龙此举的明智。

　　第三类则是前面提到的两家企业这一类，他们更像是坏孩子中的好孩子，经过多年自我滚动式发展，已经到了单凭自身力量无法继续的阶段，或是技术上需要突破、或是规模上需要突破，归根结底还是老问题——企业的融资渠道太窄。为了企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想到了主动要求被国企并购。他们期望，一旦身份发生变化，自己与银行谈判的筹码能增加了不少，腰杆自然就直了。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例如没有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财务透明度也不够，一些民营企业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而被公认为是“坏孩子”。但是，如果所有的民营企业都被视为“坏孩子”，都遭受同样的待遇，那就是我们已经建设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悲哀。

　　乐观的一点是，前面提到的“靓女求嫁”式的并购，最终所形成股份构成往往是既有国有又有民营的多元结构，某种意义上，是对民营企业的一种修正，也验证了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个说法，“国退民进，国进民退”都不正确。将来中国是民营经济和国有资产应该是平行增长的。

　　(作者系北京华控汇金投资管理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