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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教授连续撰文讨论收入差距的测度，其核心观点是以当期货币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不足以反映“收入差距”的全部；“基尼系数不重要”，没有理由把基尼系数放在收入分配问题的中心，政府和公众要“当心中计”。
测度收入差距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收入概念，而该教授的质疑不仅是老生常谈，而且是在混淆视听。基尼系数专家们早就意识到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被低估的可能性，比如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自有住房的归算租金（imputedrent）以及住房、医疗和教育补贴等，另外农村居民纯收入中也
没有包括自有住房的归算租金。
至于要把财产、生命和自由融入收入差距的测度看起来有一定建设性，但也似是而非。从狭义上来看，财产是存量，收入是流量，既可以计算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也可以计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且收入本身也包含了财产性收入，没必要将二者混同起来。如果从广义上讲，把“人本身和人具有的能力”也算作财产，甚至延展到生命和自由的维度来测度收入差距，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也是庸人自扰。阿马蒂亚·森曾将不平等分为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健康、自由和权利等的不平等，并将二者融合提出“能力平等观”，但在实际测度中，仍然是以收入作为代表性变量替代“能力项”。退一步说，即使收入不能完全体现“能力”的差异，那么也可以用死亡率、发病率、入学率及其他有关能力的变量来衡量其他不平等，没必要把“重担”都放到仅仅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
另外，即使按照该教授的观点全面修正了收入差距的测度（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尼系数也只能是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结论）！
那么有误差、被低估的基尼系数还有现实意义吗？当然有。
如果采用相同的收入定义和估计方法，不同时间点的基尼系数即使有误差，也有可比性。孤立的基尼系数“绝对值”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相对变化，基尼系数上升即意味着收入差距拉大，下降即意味着收入差距缩小，这已经被经验事实所证明。另外，由于基尼系数所具有的总收入差距在不同分项收入差距之间的可分解性，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解，可以分析不同收入构成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这可为研究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原因提供线索。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千差万别，必须要有一个公认和统一的衡量标准，目前来说基尼系数是最优选择，否则政府决策便无的放矢，基尼系数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含义”。该教授认为即使知道了“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2”，但由于观察有误也不能准确算出任何三角形的面积，但这总比不知道公式仅凭“拍脑袋”计算三角形面积强吧？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容易使政府和公众“中计”？近几年市场化改革的怪现象恐怕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联想起前一段经济学家针对基尼系数的“掩耳盗铃”的怪论，笔者不禁生出这样一个困惑：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与基尼系数有仇？借用该教授的一段话，“倘若基尼先生地下有知，我以为他也可能会为此感到诚惶诚恐的”。
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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