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被诉新闻工作者翁宝称，企业权力的扩张及法律对记者保护的无力使媒体身处困境

　　记者遭天价索赔案

　　是啊，媒体从业者或许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困境，他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在一个企业权力急剧延伸，在一个法律体系对新闻从业保护日显单薄的今日，传媒业会是怎样的一种“高危行业”——无论你是怎般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地努力，无论你是怎样地接近事实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以法人的身份对任何一个记者的任何报道疑问提起高额的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记者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此事的潜含义，也是媒体未来可能的生存现实。如果事情真如一些人所判断所演化的话。

　　——摘自翁宝博客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一篇报道，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汽车、房子、存款一夜间都被法院冻结，身处富士康天价索赔案漩涡中心的《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突然觉得站在了悬崖边上。昨日，翁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坦言他的内心感受以及由此事引发的思考。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记者 王吉陆

　　郭先生出手太狠

　　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在看你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你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你说自己像站在悬崖边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翁宝(以下简称翁):实际上我对郭(台铭)先生此前还算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人出手不凡吧，按照我的理解，从商一般都是和气生财，这是一种传统的理念，但他出手这么狠，(笑)，置对方于死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记:站在悬崖边上的感觉，是指危险吗？

　　翁:至于人身的危险，我倒是想得不多，据我的理解，郭先生是做大事业的人，他就算态度强硬，也会明着来，这我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这样的出手方式，逼得对方没有退路。

　　记:你指的没有退路是什么？

　　翁:各方面都没有退路。我必须全身心来应对这件事情，我必须面对这个标的，我要面对我未来的生活，这个官司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快的话半年，慢的话可能一两年，我会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生的损耗当中，感觉没有任何周旋的空间，一点空间都没有。

　　记:你觉得这种损耗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吗？

　　翁:(沉默)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希望我现在经受的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也能够提醒各位，注意些什么。

　　记:但对你个人来说，你并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即使它可能承载很多的意义。

　　翁:对。从任何一个同行来说，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它充满了各种变数。

　　记:就这件事情来说，你对法律的公正有足够的信心吗？

　　翁:要说对中国的法律失去信心，那倒没有，只不过对对方通过这种形式把我逼到绝路上，不光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挑衅，实际上它对中国新闻界来说，不异于9·11事件。这是一种恐怖行为，是不对称的战争。

　　记:战争的两方一个是知名大企业，一方是两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

　　翁:对，它很显然明白这种不对称，这个游戏规则。这点我自己也在研究其他的一些案例，至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会在我的博客里写出来，我想我会有一些思考。

　　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了

　　记:从引起官司的这个稿子本身来说，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翁:这个涉及到具体的司法问题，我不方便说，但是

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苹果公司跟富士康是什么关系？是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种环境之下，苹果公司已经承认富士康存在超时加班的情况，具体它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只要有最基本的判断，就会明白。

　　记:你是王佑的直接领导，也对富士康稿件的采访写作刊发具有审核的职责，如果事先你能够预知后来它所带来的风波是这个样子，你会后悔当初报社刊发此稿的选择吗？

　　翁:实际上刊发这个报道的时候，我正好出差，而且我也不是最终签版的人，但是从现在来看，我没有后悔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只有去面对它。

　　记:你觉得你的后援力量足够强大到你有信心去面对它吗？

　　翁:我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和关心，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记:为什么？对方力量太强大了吗？

　　翁:怎么说呢？现实很坚硬，我们做媒体的都知道这个困境，我们面对很多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现象，但是最终我们能够影响、改变些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我们自己也很明白。我们有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了。

　　记:你会觉得媒体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吗？

　　翁:从这件事情来讲，非常明显，我们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记:我想很多有良心的媒体一直都希望自己做到客观、独立去报道所有的新闻，可是有时候，一些不能控制的力量总在影响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翁:对，这个是毫无疑问存在的。

　　企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记:现在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特别作为财经媒体，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你感受到这种来自资本的压力了吗？

　　翁:中国这几年，企业的权力在无限扩张，涉及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传媒领域。大的方面，比如

房地产业，从最高决策来说，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预料到，比如国家采取

宏观调控，这里面就折射出很多问题，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当一个企业的权力扩张之后，它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相对和谐的生态，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这的确是个大的命题。企业的权力是否可以超越国家，之前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而且它现在还在扩张，比如很典型的房地产业，我们很清楚它的权力会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会影响决策人，甚至可能挟持整个金融系统，企业的权力延伸之后，尤其是非常强势的垄断企业，对当地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我们传媒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估？这是个社会学命题。

　　记:所以从这个案子来讲，里面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把记者直接作为被告，而且标的为3000万这样前所未有的惊人做法到底可不可以？

　　翁:这些问题可能应该由我们专门的律师来发表看法，我不想去具体到这些法律的问题来讲，我不想影响到司法判决。

　　司法机构应尊重普通公民

　　记:作为记者，当这种突然的诉讼忽然到来之后，到底法律能不能公正判决，能不能保护我们媒体工作者的权利，似乎都让人感到措手不及。

　　翁:对，实际上它折射了很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需要沉淀。我最近也想了很多，我们新闻部门，大家是有共识的，虽然我们媒体之间也会存在竞争，但是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记: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翁:我们希望我们经历的这个事情，能够提醒我们的有关部门，企业权力的延伸，这个话题，会对我们未来的社会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诉讼方式对新闻从业者是否在现行法律当中有不合理的地方。

　　记:你在博客里写到，你感觉现行的法律对记者的保护是很无力的。

　　翁:对，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中，对新闻从业者的宽度或者说我们怎么创造一种环境，让大家有基本的权益，比如诉讼保全，在法律上应该是谨慎使用的一种方式，比如对有争议性的资产进行保护，但是现在，我的房子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我和我太太共有的，还有家里还有小孩子，如果查封我的房子，这不仅是对我的人权的侵害，让我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纳入考虑呢？现在这个官司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诉讼的流程，当然我现在还没收到正式的诉状，但是财产已经查封一个多月了，我们从司法机构尊重普通公民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该采取更加合理的方式呢？

　　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记:听说你现在有重新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想法，你是想离开了吗？

　　翁: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记:它动摇了你多年坚守的信念吗？

　　翁:多年坚守的信念，就像你的个性一样，想改变也很难，但是我会进行反思。我做了十年了，我们青春已经挥洒了，激情也在慢慢淡化，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像一个——怎么讲呢——反正我能感觉到，那种悲凉的感觉。

　　记:有时候我也有种迷惘感，我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能改变些什么？

　　翁:自己的努力都希望有个盼头，有个目标，作为新闻从业者，无论是铁肩担道义也好，或者普通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也好，当你干了十年之后，你会忽然之间，对自己曾经的努力产生了一种怀疑。当然我们在社会进步中也贡献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忽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记:你没办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翁:对，我没办法说服自己。

　　记: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短暂的迷惘过后，我还是明白，我的思维方式已经跟这个职业深深联系在一起。

　　翁:对，有时候我也在想，离开这个行业我还能做什么？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我们的热情总是会消逝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记:但是现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只有迎上去，如果退却，那就是输了。

　　翁:对，不去迎战，那就是彻底输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必须要赢，我必须要赢。有句话叫狗急跳墙，虽然俗了一点，但是你已经逼我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迎战。起码我希望我能够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承受一些东西。这个事情已经栽到我头上了，我不能说我有多高的认识，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吧。就像我博客里写的，我是新闻的一个老兵，虽然在慢慢消失，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

　　记:选择有尊严地离开。

　　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