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之八：自称打工者的老总们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年8月28日 星期一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陈彤，你会以为他是哪个街道工厂的工人，或者是哪家商店的伙计，他黑黑胖胖的，穿着一件不打领带的西装，不修边幅，说着京味儿十足的北京话，不讲修辞，只有那副眼镜提醒你，你的感觉可能是错误的，但你最多会猜想，他也许是在某个写字楼打工的“小白领”。

　　其实，他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兼总编辑。他很忙，在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的新浪总部，他与我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只能给你半小时，半小时后，我就要赶往机场。”

　　但陈彤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打工”的：“我算不上企业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也是打工的。”

　　和陈彤不同，刘艺衣着严谨，言语持重，举止沉稳，坐在机关里，就像个领导，坐在大学里，就像个校长，坐在企业里，就像个老板。但他一再向我强调说，他不是老板，他是企业的经营者──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艺的公司坐落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我约他见面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天，刘艺正在公司加班，他派司机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公司大楼里空空荡荡的，以至于刘艺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回音。

　　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但最初的半个小时似乎都被刘艺用来解释他们公司的性质：“我们是一家国有企业，投资方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公司，我不过是受股东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是老板……”

　　李娜(化名)与刘艺又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她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陈彤在民企，刘艺在国企，李娜在外企，但不管他们三人有多大的区别，有一点他们是相似的：他们都不是老板，而是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什么样的老总算中产？

　　“职业经理人” 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

　　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并不比我在写上一集文章时遇到的“什么样的老板算中产”更容易回答。

　　对于发达国家中的“职业经理人”的阶级归属，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派观点认为，包括跨国公司CEO在内的整个经理阶层均属于中产阶级，这派观点根据人类社会所掌握的三类资源(生产资料、文化资源和管理资源)，划分了中产阶级的三大构成：中小企业老板、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职业经理人中的最上层，也就是跨国公司的CEO们，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或精英阶层，因为其中许多人不仅领取天文数字的高薪，而且也在企业中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股票期权。

　　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中国尚未产生具有全球影响的跨国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也相对弱小，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职业环境亦远未成熟，所以，中国学术界通常把这个阶层归入中产阶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把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与普通的白领“打工族”等量齐观。2002年11月，美国惠悦公司在中国完成的2002年薪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中众多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人群中，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最高。而在所有行业中，上海的财会和营销高级经理们挣得最多，北京的高级经理人工资增幅名列第一，深圳最后。四城市中，初、中级经理人薪酬的平均增幅都保持在8.43%的水平。在这项调查结果中，高级销售经理人的收入最高，其平均年收入为441603元，人力资源经理人的平均年收入达325886元，中级信息技术经理人平均年收入为272429元，行政经理193880元。

　　职业经理人的“市价”

　　因为李娜得到了我不会在文章中用她的真名的保证，所以她一点也不忌讳谈论她的收入和她的跳槽经历。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 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李娜的“跳槽观”是这样的：“我跳槽，更看重的是，用一句现在蛮时髦的话说，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潜能’，我不会仅仅因为年薪高个一、两万块人民币，就跳槽。当然，我最希望的是，我的market value(市场价值)是一直在往上长的。”

　　我注意到，李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频繁地使用“market value”这个英文词。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刘艺不肯具体谈他的收入，只是笼统说，他属于官方定义的年收入6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

　　他明确地否认像他这样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属于“富人阶层”，“我们最多也就算中产吧，”他燃起一根烟。

　　他甚至认为国家统计局定义的“中产”上限(50万元)定低了，“我认为，收入超过50万元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现在年薪上百万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有很多，你要把他定义为富人，就不妥当。”他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实际上，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他的薪水，他应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我觉得，年薪上百万的国企老总也不应该算富人，真正的富人是那些暴发户，来钱来的很容易的人。”

　　大概刘艺所说的“富人”，就相当于中国过去所说的“资产阶级”吧。

　　陈彤基本上不谈自己，他更感兴趣的话题是新浪网民的“阶级构成”：“新浪网民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网民平均收入的两倍，新浪网民中月薪超过5000元的比例更是显著高于中国网民的整体水平。” 陈彤讲话时特别爱引用统计数字。

　　半小时谈话过程中，陈彤涉及自己的话，除了上述“我也是打工的”之外，再就是一句语焉不详、但京味儿十足的“来新浪之前，我就在中关村瞎混”。幸好陈彤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新浪之道》，书里有一段有关他的媒体报道的“链接”，解释了他如何“瞎混”到新浪的过程──

　　“1997年他还在读研究生，在中关村一哥们的小公司里，谈事之余，陈彤第一次上了网，从此一发不可收。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彤在另外一个网站上碰到了李嵩波，来回几次E-mail联系之后，陈彤说‘假如我去作体育沙龙版主，访问量能增加一百倍’。来到四通利方后，他的努力着实让体育沙龙火了一把。

　　“1998年2月的一个周末，当代商场旁边的饺子馆。负责四通利方网站的汪延问坐在身旁的陈彤：‘你研究生快毕业了，要工作了吧？干脆到四通利方来吧！’盛情之下，他决定正式加盟四通利方网站，成为网站第一个编辑。”

　　四通利方就是新浪网的前身，汪延是新浪网的创始人之一。

　　“兼容并蓄”的中产阶级

　　尽管陈彤、刘艺和李娜效劳的企业性质不同，他们的收入差别也许很大，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陈彤说的那句话没错，他们都是“打工的”。当然，更精确的说法是，他们是“高级打工者”。《中国中产者调查》一书称，“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中产者”中的“上层”。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中文比英语“表现力”更强：英文只有“白领”、“蓝领”之分，但中文为了区别不同层次的“中产”，近年来又新生了“灰领”、“金领”、“杂领”等词汇，其确切的内涵、外延可能难以考证，但据说“金领”一词，就是专门为“职业经理人”阶层准备的。

　　不过，如果老板是“中产”，老总(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编、副总编……)是“中产”，普通的白领“打工族”也是“中产”，这样一来，“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兼容并蓄”、“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样的“阶级”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这次在北京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王川(化名)认为，这种概念毫无意义。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他自嘲地说，他属于公司最底层的“资浅白领”。“我和公司的老板、老总以及直接管我的小工头，同属于一个阶级？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开什么国际玩笑？！”当我告诉他我这次采访的各色人等之后，他怀疑地望着我说。

　　但我这次采访的一些研究中产阶级的中国学者却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确有上中、中中、下中之分，他们之间也有利益冲突，但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还是有其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意义的，这种意义也许不是企业内部利益整合层面上的意义，而更多地涉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多地涉及宏观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多地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整合，更多地涉及政治上的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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