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滥用问题严重

　　上亿亩耕地被征用使4000万人成为“三无农民”，一些城市违法用地高达90%

　　河南郑州的惠济区近来名声大噪，该区花费6亿元巨资打造的新区政府豪华气派，被称为“世界第一区政府”。这座占地530亩的区政府建有6座崭新的办公大楼，1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人工湖环绕其中，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据报道，在新区政府办公区域所占的149亩用地中，80%以上为菜地。附近被征用土地的村民从接到通知到平地前后不到半个月时间，之前没有通告和协商，只是被通知去队里按手印领取每亩4万多元的补偿款。一名年近半百的村民说：“区政府没进去过，听说像大花园。可修得再漂亮，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菜园子毁了，我只能靠给建筑工地看看原材料，一个月挣四五百元。仅有的土地补偿，眼前还能维持，但长远咋办？”

　　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由国土资源部派驻全国各地的9个督察局，督察范围覆盖全国各省市，这将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中的违法行为。

　　土地滥用问题触目惊心

　　土地督察制度得以迅速建立，主要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GDP数字时，违法违规圈地卖地。统计显示，1996年，我国的耕地面积是19.5亿亩，到2003年，耕地减少了1亿亩。据测算，每征用1亩地，将造成0.4个农民失去土地。上亿亩耕地被征用的后果，使全国“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超过4000万人。

　　这些土地哪去了呢？“变成了房地产，变成了新建的政府办公大楼，变成了大广场，变成了大马路……”1990年以来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和城市外延扩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是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直戳要害：“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城市财政的命根子。”

　　在政绩和利益的驱动下，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又兴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造城”运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或正在实施“超伦敦”、“赛巴黎”的大城市规划方案。在“造城”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纷纷借县改区(市)、乡改镇之机，把大量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

　　专家认为，土地滥用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地方政府以打造“城市名片”的名义，一窝蜂式地铺摊子、上项目，公路一扩再扩，车道从双向四车道到六车道、再到八车道，一个新建大学的大门宽度超过100米；一个镇(原先是村)的文化广场占地200亩；一个村里竟然建起了二环路……

　　“大规划”付出的代价是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被浪费。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的估算，城市化导致农民每年失地至少有20万公顷。

　　农民因为城镇规划失去的大量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的。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500多万亩，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截至今年5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立案土地违法案件涉及的土地面积同比上升了近20%。

　　针对这些问题，《通知》指出，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将代表国家土地总督察履行监督省级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土地执法情况等监督检查职责。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派驻地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应及时向其督察范围内的相关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提出整改意见。对整改不力的，由国家土地总督察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

　　土地督察面临权力与利益博弈

　　督察工作不受地方政府的约束，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国务院《通知》发布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许多专家认为，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对加强土地监管，落实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将更加有利。由于制度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偏向于执法，所以，土地督察制度将进一步推动地方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土地调控措施。

　　但监督效果究竟如何，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教授说他持“观望”态度。也有专家提出，《通知》中赋予土地督察的权力是向上报告违法事件，没有明确督办调查事件的执法权。

　　毛寿龙指出，以往干部考核主要以GDP为主，根本不查滥用土地的情况。“这是土地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即使滥用了土地，也会拿经济发展当做理由。要从根本上遏制土地的滥用，在赋予督察权的同时还要给他们执法权。督察和执法要同时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有学者担心土地督察制度不但有被规避的可能，也许更糟糕的是下派的督察员与地方政府一起合谋。

　　从表面看，对于督察员的工作主要靠行政监督，上级监督下级。但是，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要避免出现这种腐败现象，加大督察力度，还需要与监察部门通力合作。”毛寿龙建议，

　　土地问题作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原因就在于牵涉到政府的因素很多。据知，地方财政收入的50%来自政府出让土地获得。土地督察制度的落实等于卡住了许多地方政府主要经济来源的脖子，同时也将对GDP数字的增长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权力与利益博弈过程中，如何防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王寿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