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土地违法案例挑战看闸人

　　“在目前宏观调控政策下，地方经济冲动如何疏导和科学化，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如何合理划分，这确实是个难题。”

　　本报记者 田毅 季谭 发自北京

　　如果说土地与信贷现在是宏观调控要管好的两扇“闸门”，那么国土资源战线上的官员就是任务重大的“看闸人”之一。不过，现在“看闸”却不容易。

　　产业调整与地方利益矛盾如何解决？城市化与严格土地供应怎样协调？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利益如何统一？这些都是当下的难点。而国土资源部门今年查办的三个案例则再次提出了这些复杂的关系问题。

　　钢铁“小案子”

　　2004 年3 月，出资3500 万元的河北赞皇县德众钢铁公司在该县良种厂北边的国有土地上开工了。此地没有经过审批手续。

　　当月，赞皇县国土局发现了这一情况，下达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可德众公司并不停工。“4月,县国土局对德众公司已建的炼钢设备和建筑物占地作出了限期拆除并处以50万元罚款的决定，并组织人推倒了炼钢设备外的围墙。不过，这家公司在交了罚款后依然开工建设。”一位当地知情人士无奈地说。

　　县国土局在当年6月把此案移交给县公安局，要求追究德众公司法人安连生的刑事责任，随后申请县法院对非法占地予以强制执行。

　　但县公安局立案后却长期未找到安连生。2005年11月安连生主动投案，后被取保候审。之后县公安局又以安连生不知去向为由至今没有侦察结论。县法院似乎也要么找不到当事人要么做不通思想工作。

　　据《第一财经日报》了解，这起拖了两年多、违法占地178亩(其中基本农田52亩)的“小案子”也在今年送到了国土资源部那里。“这样的小钢厂批准建设是很难的，而占了这么多土地后当地无法解决，那就要累坏国土部的同志了啊！”一位河北国土系统人士感慨道。

　　本轮宏观调控最初始于钢铁和土地，而德众公司一事恰恰同时点出了二者的监管和调控困境。该项目也没有经过有关方面立项，其背后依然是地方在经济指标等压力下的工业化困惑。

　　“惊人”大学城

　　在郑州实际使用了11339亩(其中基本农田3318亩，一般耕地6717亩，而即使占1亩基本农田都要上报国务院)的龙子湖高校区项目却没有什么手续——无论是国务院，省国土部门还是郑州市国土部门。

　　据媒体报道，2004年4月郑州市批准龙子湖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而之后拆迁、补偿、设计、建设一路通畅。

　　据记者从河南有关知情人处了解，国土资源部门2005年就针对该项目检查过了一次，但效果不佳，今年正在进行的检查是第二次了。

　　据当地人士透露，这样建设的理由主要有几条：一是河南高等教育资源落后，学校少而外省高校在当地招生也少。二是像有关媒体报道的，因为这些年高校银行债务压力大，在郊区开发新校区可以把位于城区的老校区置换给地产商，以缓解财务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如果走正常渠道批地，没有这么快的，也未必能批下来。”当地一位人士向记者分析说。

　　记者也了解到，关于此违规项目和当事人的处理问题，目前上级也在研究之中。

　　城市化必然带来土地更多的转移，很多地方政府多造“新区”除了需要原因外，也多有开发卖掉原有中心土地以获得高额出让金的目的。这就触及现在的土地制度——批租模式。

　　“一届政府在3到5年内花掉了50到70年的地租收入，必然使城市基本建设占用的资金大大超过经济增长所应该提供的资金。这正是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银行贷款呆坏账增加、形成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曾这样写到。

　　无奈“高尔夫”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要求从当年1月10日起暂停新的高尔夫球场建设，清理已建、在建的高尔夫球场项目，并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上报清理检查和处理的结果。

　　据记者了解，当时上报的情况中，河南省是全国不多的几个没有高尔夫球场项目的省份之一。不过记者调查显示，距郑州市中心20公里，球场占地面积2000多亩的河南思念(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当时却正在建设之中。

　　“我们大约是2002年立项，2004年开业的。”思念高尔夫俱乐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而上述通知要求清理时间是从2004年1月10日为界限的。

　　记者还获悉，目前洛阳在牡丹园区域正在兴建高尔夫球场，而重庆在建的高尔夫球场就不止一个。这些都不符合上述通知的要求。

　　“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一般

　　而现在因为宏观调控检查紧，一些地方更是“以租代征”获得土地而又绕过监管。“地方政府不可能向上一级反映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多是当地百姓因租金或补偿款太少而向上反映。”

　　不过高尔夫球场的背后基本都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有文件或会议纪要。这给检查和处理带来了很大困扰。

　　“地方政府说这主要为了招商引资和税收，这是行政压力和发展压力所致，但这样实际上是违法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在目前宏观调控政策下，地方经济冲动如何疏导和科学化，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如何合理划分，这确实是个难题，但我们绕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