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门与墙

　　上海、广州报道 鲍辉春 实习记者 白杰 黄薇

　　沃尔玛在中国的全部门店都将建立工会。工会风潮会藉此席卷沃尔玛全球吗？显然不会。这位零售巨人仅仅是为中国市场作了一次小小的侧身。

　　在工会问题上的聪明让步，将成为沃尔玛中国继续深入发展的润滑剂。这成就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次标志性胜利”，也将最终“有助于沃尔玛在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的发展”。

　　就像许多其它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一样，这个已经进入中国市场10年之久的外资巨头，正在表现出有益的灵活性。在现时的中国市场，这种“灵活性”常常是必要的。

　　气候变化

　　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变化。

　　“和20年前那种对外资渴求的状况不同，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正在对外国投资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外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迈斯合伙人张毅如此表述这种变化。

　　设立工会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类似的要求还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保护、公平竞争和自主创新等。

　　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变化，这些要求正在集中表现出来：劳动合同法草案引发的讨论，对外资并购行业龙头企业的反思，限制外资在房产市场的投资，两税合一的积极推进，力主自有行业标准，对《反商业贿赂法》的期待，等等。

　　一个更规范、可控的商业环境是这些举措直指的目标。

　　劳动法专家、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表示，“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的劳动合同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是“雪中送炭”。“国家应该守住底线”。无论对“维护劳动者和雇主的合理利益”，还是对“保持中国的竞争力”来说，都是如此。

　　对外资并购的规范性法规的陆续出台，理应被视为积极信号。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将大大减少投资中国公司的“不确定性”，无论他们准备参股上市公司还是进行私人股权投资。

　　而作为法规的有益补充，审批程序将会长期存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认为，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成熟之前，审批制度不会取消。因为，为了防止经济体系受到破坏性冲击，审批制度的“灵活性”非常重要。

　　在“法规”和“审批程序”背后，聪明的投资者需要洞察主管部门的真正意图。相比生硬、宽泛的法律条文，“判例”具备更加直观的指导意义。这也是美迈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时的重要依据。

　　8月8日，外资并购新规出台，商务部收回了对“红筹模式返程收购”的审批权。在张毅看来，此举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假外资”(实体公司在中国内地)，对“真外资”的退出路径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在所有的变化之中，另一个分野理应引起外国投资者更多的重视——那些“非典型性外资”将会受到主管部门更多的关注。和20年前典型的生产制造型外资不同，新的外国投资在形式上更加难以掌控，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私人股权投资。

　　“始料不及”

　　中国经济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正在不可避免引起外国投资者的不适。

　　当“全总计划在今年年内将外企在华设工会的比率提高到60%”时，沃尔玛难免树大招风。因为，“不少非公企业与沃尔玛攀比，说沃尔玛不建工会，我们也不建。”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我认为，沃尔玛建立工会的意义绝不在于其本身。”

　　沃尔玛中国区副总裁王培表示，组建工会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具体的进程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非典型性外资”凯雷收购徐工案的长期搁置，也并不令人费解。因为，这桩外资并购案纠缠了“龙头企业”、“基础设施”、“国企”、“安全”、“对赌协议”等诸多敏感概念。况且，即便是在成熟市场，素有“秃鹫”之称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也常常引发争议。

　　凯雷亚洲私人股权投资业务主管杨向东，可能会觉得自己远不若同事祖文萃来得幸运，因为后者领导的风险投资项目，如携程、聚众等，进退更加自由，而前者的徐工案眼下仍然前途未卜，之前的太保人寿案也遭遇了“估值过低”的质疑。

　　贩卖3G标准的高通有“注定的赢家”之称，但在中国，它面临的挑战则是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

　　而引起众多外资企业反弹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争议的焦点更多在于“适度”问题。

　　董保华分析指出，那些订单型的外资企业来去更加自如，当它们意识到成本可能上升的时候，就会主动转移出去，“事实上，已经有不少订单正在出去”。

　　而那些“反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投资型”的，因为“它们不可能撤资”，但投资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它们“将来的增资计划”。

　　“欧美的企业更多的出于制度的考虑，因为劳动合同法草案会吃掉它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港台企业比较多的是制造型、劳动密集型，它们的诉求主要是成本方面的。”董保华说。

　　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了通过第三方机构发出它们的声音。

　　在关于劳动法草案的讨论中，上海美国商会提出了多达42页的建议书，内容“几乎涉及劳动合同法所有的章节和条款”；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近期表达了对中国推行自主3G标准的“担忧”，并在访问中国期间，敦促中国批准凯雷收购徐工案，以及花旗竞购广东发展银行控股权的交易；

　　欧盟商会秘书长Giorgio Magistrelli则表示，“当我们向中国政府反映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时，我们也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中国政府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令我们感谢的是，与过去相比，中国官员愿意更多的与我们交流了”。

　　战略要活　下手要快

　　而这些“反弹”和“游说”的效果正在或即将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董保华透露，虽然“外企撤资威胁说”属于误传，但它的效应正在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当中体现出来。

　　在一些投资银行家眼中，吸引了众多关注的凯雷收购徐工案“将是对中国对外资收购态度的重要检验”。

　　不过，相对于事后调整而言，所谓成功融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应该在“预测、防范投资风险，洞察政策风向并及时调整”方面展现出更多的能力。

　　当沃尔玛受困于工会事件的时候，它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家乐福早在2004年就已经推动了工会的成立。家乐福的原则很简单，“只要不增加成本，为什么不成立工会？”

　　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董事欧高敦指出，“外国企业通常都不去预测那些突然的变化，而是依赖于线性增长预期”。虽然，“制定战略必须采取一种更注重分析的方式。不过，迅速行动的能力仍然很重要。尽管外国企业在全球经验方面往往具备绝对优势，但它们仍可能输给更为敏捷的本土对手，或者付出一笔可观的‘迟到费’”。

　　欧高敦给在华投资外企提供了一个“中国攻略”——“战略要活，下手要快”。或者，用更本土化的方式说，在中国做生意，重要的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