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权威报告解密 到2015年中国产业基本安全

　　本报记者 孙健芳

　　实习记者 李玮娜 北京报道

　　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正在引起产业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报告以历时八年的跟踪分析，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进行了分析评估。

　　这份《开放环境中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国家防务子系统是惟一处于“安全”状态的子系统，但其指数接近“安全”状态的分数下限，已经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边缘。产业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而生态环境子系统将处于“不安全”状态。

　　这份报告还建议，国家成立跨部门的跨国投资、购并审查委员会，全面审查购并带来的影响。

　　这份报告出自被认为是国家智囊团的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内部评估认为，在产业经济安全领域，这是目前理论界最权威的报告。

　　在本月初举行的国家发改委北戴河会议上，产业经济安全也是讨论的六大议题之一。

　　历时八年的追踪

　　研究报告专家组的负责人是赵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在国内，赵英被认为是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第一人，1994年就出版专著，预警中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可能面临的危险。

　　1998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了《国家经济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课题组，并推出了一套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量化分析的预警方法与模型。其后，课题组对中国在21世纪初的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了总体的评价。

　　评价结果表明，在总体上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基本维持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上，但能源、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安全等级下降。赵英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在21世纪初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所致。”

　　更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中国加入WTO五年后，按照产业界人士的说法，此时，各种行业并购已经进入临界点。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提交的一份提案就曾指出，“跨国并购会使被并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威胁到经济安全”。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也呼吁，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

　　在凯雷拟斥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公司85%的股权之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在搜狐博客发表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徐工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文章，至此，对外资并购和产业安全的争议呈白热化。

　　此后，政府部门开始介入。7月中下旬，商务部就凯雷并购徐工案召开听证会，在国务院调研组进驻洛阳之后，德国舍弗勒并购洛阳轴承案也被搁置。

　　8月1日到5日，国家发改革 “第29期发展改革研究班”在北戴河举行，产业经济安全成为六大议题之一。据与会者透露，“跨国公司是否会在中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局面，由此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

　　期间，发改委完成的中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中也强调，要“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争论，也常常陷入混乱中。对于何谓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争论各方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对于到底哪些是敏感行业和重点企业，也是众说纷纭。即使是刚刚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也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

　　赵英表示，并不是任何存在国家经济利益的地方都有经济安全问题，只有涉及关系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关系国家兴衰的重大经济利益受到侵袭、破坏时，才能做出“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

　　他说，我们讨论产业安全首先有必要明确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概念。只有明确了概念，才能够深入、准确地讨论问题。

　　中国产业安全解密

　　这份报告最引人关注之处，是用量化方法与模型对中国2015年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进行了预测分析。

　　报告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国内经济子系统、国际经济联系子系统、社会与政治环境子系统及整体经济系统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基本安全”程度并不高。

　　根据这份报告的分析，国家防务子系统是惟一处于“安全”状态的子系统，但其指数接近“安全”状态的分数下限，已经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边缘了。而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指数看已处于“不安全”状态。

　　赵英说，“基本安全”的程度不高，主要是由于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增加，外贸依存度过高，金融系统有待改革与健全以及信息系统有待增加安全度等原因造成的。

　　从总体上看，则是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加速扩大，经济体制仍然处于转折过程中。

　　报告认为，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体现，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与政策要以产业安全为具体出发点和着力点。

　　这份报告认为，中国产业安全处于基本安全状态。

　　而跨国并购正对产业经济安全带来多方位的影响。这份报告描述了外资并购手法的诸般变化。

　　根据这份报告，现在外资更倾向于利用其资本实力一般采用投入大量注册资金或增资扩股等方式，迫使中方放弃多数股权或稀释中方股权比例，从而达到占据合资企业多数股权，控制国内企业，进而达到控制某些产业的目的。

　　外资对有些重要企业的并购、兼并影响力也在增强，“一些外资通过并购国内龙头性企业，使其品牌消失，当外资兼并之后，这些企业和品牌就消亡，比如说国内一些轻工业的名牌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赵英说。

　　同样，跨国并购使国内多年积累的技术进步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赵英说，比如说徐工大家认为它是工程机械，与国家安全的确关系不大，但是它提供了中国整个建筑机构行业的技术研发平台。在中国许多产业里，一旦这个平台没有了，其他的零部件、技术开发就失去了载体，所以我们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日本企业目前提出做的所谓“中场产业”只是做一个产品中间最关键部分，而中国面临的是两头不在企业手里，即技术和市场都不在你手里，中国企业的优势在制造环节，但制造部门在微笑曲线中利润是最低的。

　　报告特别提出，金融资本追求的往往是即期的溢价，其投机性高于产业资本，如果不加区别，金融资本就可能把被收购的大企业拆得七零八落。

　　“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证明不是一卖就能了之的，外资兼并有时候会给你留下一大堆后遗症，从长久看是中方的利益受到损失，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赵英说。

　　一个突出的案例是装备制造业。

　　赵英说：“装备制造业作为整体还是应该开放，但是在装备制造业某些小行业确实要考虑产业安全问题。例如轴承的问题比徐工的问题要更值得重视，因为轴承是所有机械的通用件，在导弹、潜艇、兵器、坦克上都会使用，轴承中的某些产品发达国家对中国是禁运的，所以必须要重视关键的材料和关键的零部件。”

　　而一些资源性行业，比如稀土、钨和锑都是中国独有的。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经济王牌，也是一张政治王牌，“我们现在对这些矿产的有序利用和开发关注不够。”赵英说。

　　一份报告的影响力

　　报告提出，在进一步开放的大前提下，应该规制大型跨国公司，在制定国家对跨国公司的购并规制时，不仅从市场垄断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角度予以考虑，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督管理。

　　报告还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明确一定时期内哪些产业领域内、哪种情况的国有企业应对外资并购的政策。”赵英说，即使是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也不能把产业的发展完全寄托于外资企业。

　　报告的核心政策建议之一，是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跨国投资、购并审查委员会，全面审查购并带来的影响。“这包括对就业、技术流失或流入，对产业链条和对军事工业的影响等等”，赵英认为，作为配套措施，还应该制定国家管制的战略性产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与技术名单，对外资购并进行规制。根据不同情况分为禁入、禁控和禁购几个层次。

　　几乎是不谋而合，国家发改委下属投资所在一份针对外资并购的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中国社科院内部人士说，这份报告目前已经引起了产业界和政府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而在社科院内部，这份报告被认为是近期理论界在产业经济安全领域“最权威的报告”。

　　分析人士称，中国社科院扮演着国家智囊团的角色，社科院专家也有正常的进言渠道。这份报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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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安全的衡量标准

　　产业安全是指：在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维持国家生存、人民正常生活所必需，对维护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战略性产业、战略性企业、战略性产品领域中，保持国家、民族资本的主导权；促进有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通过培育和支持关系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维护与获得我国经济长久发展的能力。

　　综合起来，考虑产业安全主要有如下标准：是否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是否与人民生活的最基本需要密切相关；产业的技术层次；产业关联度(对其他产业的波及效果，对就业的带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生态环境因素(有些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例如造纸产业，因此也要在判断产业安全时予以重视)；是否具有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是否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等。

　　摘自《开放环境中的中国经济安全》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