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之六：言之不早的新世纪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年8月14日 星期一

　　如果说，九十年代距今天太近，难免 “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么，21世纪的头十年刚刚过了一半，似乎更是言之过早。然而，谈到中国中产阶级，就不能避而不提21世纪最初这几年，因为谁都知道，进入新世纪才渐入佳境、蔚成景观的中国网络创业潮和海归潮，大大地扩充了中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上一集《中国中产阶级调查》，我写了作家王刚的故事，这一集我要写写互联网企业家陈年的故事。

　　王刚与陈年有许多有趣的对照。王刚是先文、后商、再文：大学与研究生时代读的是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曾写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小说，但九十年代，他弃笔从商，在商海里浮沉了整整10年，进入新世纪，他又重新做回

文化人；陈年则是先商、后文、再商：大学时代学的是外贸，九十年代上半叶，为了生存，他成了街头“小商小贩”，九十年代下半叶，他阴差阳错，当起了文人，进入21世纪，用他的话说，他又成了网络 “小商小贩”。

　　据“

人民网”一篇介绍陈年的文章说，本该1991年毕业的陈年，1990年退学，肄业证书还不小心在一家小旅馆弄丢了。之后的3年，陈年找不到工作，颠沛流离，游走在社会边缘。为了生存，他做起了“ 二道贩子”。

　　1994年，一无所有的陈年来到北京，就象许多外来打工者一样，开始从最底层做起。第一份工作是建材信息搜集员，月工资300 元，每天上下班要“玩命”骑3个小时的自行车，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年。后来陈年又被介绍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从那时起陈年开始接触媒体。他先从给《北京青年报》投稿做起，没学过写作的陈年居然写就了一位颇为成功的自由撰稿人。1997年，陈年受席殊之邀，担任了《好书》的主编，后来他又创办了《书评周刊》。

　　据陈年说，当他文化事业做得颇为红火之时，某一天，他“突然打了一个哆嗦，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2000年， “为了帮朋友的忙”，陈年来到了初创不久的“卓越网”，担任图书事业部总监。2001年，“卓越网” 以高折扣网上售书吸引了大量读者，陈年以敢打折闻名业界。2004年2月23日，陈年担任 “卓越网”执行副总裁。2004年9 月8日，美国亚马逊公司以7500万美元收购了已成为中国最大网上书店之一的“卓越网”。2005年4月，陈年从“卓越网”执行副总裁的位置上离职，之后，他创办了一个与文化事业似乎距离更为遥远的网站“我有网”。用他的话说，“我有网”是“中国第一个把网络游戏物品虚拟交易阳光化的网站 ”。

　　应该说，除了九十年代初短暂的“二道贩子”生涯之外，陈年正式成为 “网商”，是21世纪的事儿。因此，陈年的“中产发家”故事，便与新世纪中国网络业的传奇故事密不可分地交织、融合在一起。

　　有关中国互联网业兴起的时间，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始于1995年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的创立。但陈年一口咬定，作为一个行业，中国互联网业群雄相争、狼烟四起的大戏，其实是与21世纪同时拉开序幕的。

　　我不知道，陈年为什么非要约我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见面。在喧嚣的音乐声和噪杂的杯盏声的背景下，我几乎听不清陈年那沙哑的男低音在喃喃些什么，我不得不把本来是并排的沙发，调转到与他面对面的角度。

　　见面寒暄之后，陈年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写的半自传体小说《归去来》。据他说，这是他 “抛弃公司杂务，一个人面壁五个月 ”写出来的。书写完后，董事会的同事问他：“想明白了没有？是写书赚钱，还是做公司赚钱？”

　　“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了。 ”陈年笑着对我说。

　　回到英国后，我抽出时间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约在了中国大饭店的大堂见面。

　　此书倒数第二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和人见面，我会说就在中国大饭店大堂吧，或者就在香格里拉饭店大堂吧。我是真的喜欢这两个饭店明亮的大堂，喜欢那里的沙发甚至沙发垫，喜欢那里的服务员无微不至的微笑。 ”

　　当年在“卓越网”，陈年是企业高管，如今的陈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板，是“我有网”的董事长，并在公司中占有80%的股份，但他坚决否认自己属于“资产阶级”，甚至是否属于 “中产”，他也连说“不知道”，他自嘲为“网络小商小贩 ”，当我告诉他，南京大学专门研究 “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教授把 “小商小贩”也归为“中产 ”时，他无奈地说：“那就算中产吧”。

　　如果说陈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些闪烁其词，那么，他对“卓越网”的消费者身份界定却非常明确清晰。他去年做客博客中国谈到“卓越网”的商业成功秘诀时，曾经表示：“我觉得卓越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文化圈子里面很重要的作品让大众看到，尤其是影响社会主流的这个人群，这个人群现在可以很明白的说就是 ‘办公室白领’这样一个阶层，就是中国逐渐形成的这么一个‘中产阶层 ’。”

　　“我深知，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勤劳认真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企业高管，没有特别的运气也没有特别的关系网让我一夜暴富。 ”──摘自陈年新著《归去来》

　　谈到中国互联网业兴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陈年的声量高了起来，甚至压过了不远处那个装腔作势地唱着西洋歌剧的花腔女高音： “互联网是让中国各方面的进程加快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和途径。中国互联网业出现的这五、六年时间里，且不说商业方面的改观，即使是大家交流的方式、内容、以及交流内容的深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与互联网这个新的传播媒介是息息相关的，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策，鼓励这个产业的发展，至少没有设置障碍吧。例如，我们看到，许多过去不能讨论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讨论。 ”

　　有趣的是，当陈年在2000年加盟“卓越网”时，他还不会用电脑打字，更不会上网，他写作都是用手写。因为陈年下海前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所以，当他在“ 卓越网”以“媚俗”的经营方式卖书时，有人说：“文化界少了一面旗帜，IT界多了一个混混。”

　　陈年的回应是：“我不是旗帜，我也不甘愿做一个混混，但作商人和搞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我就是希望把通俗和畅销放大到极致，在前期积累的时候你必须要迎合商业社会。互联网首先是一个媒体，在互联网上开店，本质就是媒体营销。但这个媒体和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瞬间的交互，这个交互，就是优势。我2000年读了一本书，叫《网络价值》，副标题是‘客户制定市场规则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年长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脸，其实他今年才37岁。但当我对他的年龄表示惊讶时，他纠正我说：“不是‘才37岁？ ’，而是‘都37岁了！’你知道吗？中国互联网业的生力军都是一些二十来岁的小孩。”

　　陈年停顿了一下，把他的深度近视眼镜往上推了推，“中国的互联网业，搏的不是现在，搏的是未来，因为谁都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市场存量很大。正因为如此，许多国际上的钱才纷纷涌进来，来帮助你建设。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仅仅靠中国企业的自身投资，或者仅仅靠中国互联网业主管机构的能力，是无法把中国的互联网业往前推进的。我觉着，用别人的钱，把中国的互联网业建立起来，同时又能让中国各方面出现好的改观，这是百年难遇的事。”

　　“和一些存款数额与我大致相等的人们坐下，我们会讨论10亿富翁们财富的来历，我们完全能够确认他们制造假账偷税漏税银行贷款印制盗版制造网络病毒的经历，我们只是有点酸葡萄一样地说他们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但日复一日，人家不但没有出事，而且更加风光无比，于是我们就开始自我怀疑了，最近一次讨论的结论是：出事的贪官并非因为贪污受贿，而是一不小心得罪了人；资金链断掉锒铛入狱的企业家不是因为行贿，而是因为一时小气行贿的面不够大；一切非法致富的人是正常人，不会非法致富的人才是变态……”──摘自陈年新著《归去来》

　　陈年过去的经历，可谓“读书、评书、卖书、写书”，似乎都与书有关，但在这期间，他已完成了从文人到商人的转变。最近这一年，他做“我有网 ”，似乎与书籍或文化的距离更遥远了，但他血液中的文人气质却难以改变，说起话来，即使是谈商业、谈经营，也充满哲理。例如，他这样对我分析九十年代“圈地热”中发迹的企业家与21世纪互联网企业家的异同──

　　“首先，互联网业的成长不是借助于银行贷款，不是借助于关系，而是借助于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的来源和规则非常干净和健康，它没有财富的原罪。

　　“昨天，我还与一位自由主义学者聊天，我说，最根本的自由是契约自由。我跟他讲了我自己的例子：我在2001年的时候完全有一个机会把我在卓越网收入的收获变大，但当时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契约，2004年9月8 日，当卓越网正式出售给亚马逊时，我发现那是一个那么好的契约，就接受了。其实，我 2001年没有接受那份契约，我因此损失了一千万元人民币，但这个损失不是外力强加给我的，而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心甘情愿；如果当时我签署了那份协议，也不会有外力让我得不到那一千万元。所以，这一代企业家和经理人所收获的东西，是在严格和健康的契约的保护下来呈现的。

　　“我做卓越网六年，我没有贷过银行一分钱，我没有请过别人吃饭，我也没有给政府机关送礼。所以说，互联网出现以来的这一代中国IT企业家，我觉得还是健康的，这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环境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明白：这个游戏还真是不错啊！这个变化太大了。过去，我会羡慕一个做

房地产的商人，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他可能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因为他那个规则是不透明的，而他有可能把你的钱、我的钱从银行里拿过去，然后倒腾一空，那个做法太恶心了，太不对了，我不愿意做那样的人。

　　“我觉得，这两类企业家区别太大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两代企业家，而是两个类型的企业家。靠风险投资创业的中国新型企业家，商业运作都是健康、透明的，我后来慢慢地知道，美国的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运作的，也许很多的风险投资，十个million、二十个 million、甚至一百个million，放进来，都像打水漂一样，白扔了，但大家认了。最重要的是，这些钱不是从人民那里盘剥过来的。从银行贷款，是盘剥人民的钱。那些通过关系从银行套钱的企业家，我打心眼里看不上，因为我搞不清他们的财富来源和致富规则，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算好。但在互联网做，我就知道如何做才算好：只要你把你的服务、你的人气、你的page view、你的流程做好，然后，如果你的revenue高、你的margin高，你值得的价钱就高。”

　　陈年侃侃而谈，不时还夹杂着一些英文词，似乎停不下来，一直到我打断他： “随着你说的那类新型企业家的增多，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中国未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是不是也会产生相应的积极变化？”

　　出乎我意料，陈年一改刚才的乐观口气： “我曾经一度认为，财富可以改变社会，但有一天我终于想清楚了，规则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影响规则吗？我们不能。我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我前面说了，是国际资本的运作规则带来的，但我这些年来缴纳的几百万元的税，我却无法过问其去向。如果我有选择，我会把这些钱用于在农村建几所小学，但我根本无法决定这些钱的用途，因为作为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我又受制于中国国内的税务规则。 ”

　　“但一旦像你这样的纳税人多了起来，占了社会的主体，也许中国的税务部门就会觉得有必要向你们交待税款的用途。 ”我说。

　　“对！对！” 陈年又恢复了乐观的神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确实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魏城电子邮件地址： weicheng_ft@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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