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之五：参不透的九十年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年8月7日 星期一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八十年代仅仅是序曲，九十年代则正式揭开大幕。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他们通常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有人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思想独立，那么，他们又在九十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

　　但九十年代又是一个喧嚣浮躁、光怪陆离、让人难以参透的年代。大概因为与今天距离太近，所以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我想，与其妄下结论，不如听听过来人的“原生态”自述，也许更有意义。这次我去中国采访，便亲耳聆听了不少九十年代“圈地热”参与者的个人故事，作家王刚便是其中之一。

　　王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新疆石河子市，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发表小说《冰凉的阳光》，之后又发表小说《博格达童话》、《红手》、《秋天的男人》、《遥远的阳光》等，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青年小说家之一。

　　但整个九十年代，王刚像那时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下海经商，在商海中浮沉了整整10年。其间，他也曾短暂地爬上岸，重操旧业，担任过电影《甲方乙方》的编剧，并在1996年写了长篇小说《月亮背面》，但时间都不长，很快他又重新潜入商海。

　　王刚重新恢复文人身份，是进入21世纪的事儿。他的最新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和改编的电影剧本《天下无贼》。

　　(王刚居住在北京南城的一个“中产”小区之内。采访他的那天，天气奇热，我向他要了一摞纸巾，不住地揩汗，但王刚却神闲气定，对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段传奇般的从商经历，娓娓道来……)

　　我个人买第一套房子，是1992年，在大兴县，带车库，格局非常好。当时大兴的房子很贵，3200元一平米，整套房子总共价值40多万元人民币。

　　在92年能花40多万元买下一套商品房的人，不多。即使是今天，靠写字儿维生的人，想在北京买套房子，也不容易。

　　上研究生之前，我写了很多小说，上研究生之后，我就坚决不再写小说了。我当时户口不在北京。

　　当时，外地人在北京，没有户口，连猪狗都不如，人们看着你，也把你当牲畜一样对待。有时，夜晚寒风刺骨，我骑着自行车，看着北京的那些楼群，到处都是那种不灭的灯光，想到灯光背后的温暖生活，再联想起自己的处境，当时我恨不得把所有的大楼都给炸了，让所有的那些人都像我一样挨饿、受冻，我才痛快。我恨死他们这些人了，也恨中国的户口制度，也恨政治，也恨文化。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开始参与一些商业活动，从开始搞电视专题片，到后来当电视专题制片人，以后又加盟一家公司，做地产、做金融等乱七八糟的事，要不，我怎么能够在92年买房。90年毕业，92年买房，这在当时很不容易，短短的两年时间，当许多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的情况就有了转机。那个年代，私人买房还是很希奇的一件事。

　　赚到这些钱，主要是做电视专题片。那是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对到下边企业拉赞助是一个非常好的幌子。这边你联合着一些电视台，那边你联系着一批在电视专题片领域的人才。应该说，在1990年，即硕士论文还没有答辩的时候，我就加盟了一个公司，叫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亚视中心)，这家公司的人，全都是一批鱼龙混杂的人，他们有十分丰富的社会经验，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是读书人、正在为男人女人的关系而探讨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对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似懂非懂的时候，他们一天到晚想的却是：怎么样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搞到自己口袋中来。

　　由于我的文笔在亚视中心的这批人看来还不错，所以，他们就让我当他们正在搞的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总撰稿人。这样，我就给他们写，他们就给我在五星级宾馆包了一个房间。你想，像我们这样的穷读书人，怎么能够住进五星级宾馆啊？但那就住进去了，而且一呆，就是三个月呀、半年呀，吃饭也是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

　　但我发现，他们这些人，思想也不如我，口才也不如我，从方方面面来讲，他们也并没有比我强到哪里去，我当时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不就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外面把钱说回来吗？当时，这家公司的政策是，你说回来的钱，还是归公司，但可以给你留10%到20%的提成。我们公司的这个头儿，以后叫老板，他还是很讲信用的。当时我们拍的一个片子，叫《民魂》，到企业时，我们就说得非常好听：什么中华民族呀，什么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呀，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内在素质的伟大呀，而你们这个企业就是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代表，你们有这么好的效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够出像你们这么了不起的企业家等等。咱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说动他们，企业家当然高兴了，在电视台上播，他们花着国家的钱，却宣传了自己。我还会对这些企业家说，其实这倒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片，起码作为你个人来说也可以传世，你有可能以后不做这个事情，但你的后代看到这部片子时，他们会觉得父亲很了不起。

　　很多企业家都被我说动了。我就那样，光拿提成，就拿了很多钱，但我又觉着不够，光拿提成没意思。我后来到电影学院，承包了一个部门，我自己当老板，让别人按照我过去的方式去企业拉赞助。

　　我当时做这种事非常成功。当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之后，我搞了一部专题片《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到后来，我又把题目改成《小平，你好》。在我的身边有一帮博士，他们都发疯了，他们以为给我写东西，他们也能发财，他们看到我那时穿着皮尔卡丹的西装，出来进去，很是羡慕。但他们都想错了。你要是不干老板这个行当，你就永远不会发财。比如说，老板赚了100万块钱，他只给手下100人发一万块钱，自己留下99万；如果他挣了一万块钱，他只给手下的100人分一千块钱，他自己留九千。

　　(跨入九十年代，改革步子加大，很多对工作不满意的大学毕业生，都纷纷跳槽到沿海碰运气。当时流行一句话：“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不挖白不挖！”人们失去了理想，一头扎进了淘金大军，有的成功了，有的成功后又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天之骄子”还原为俗人一个。──摘自读者GRACE的来信)

　　当我自己买了房，我又对当电视制片人的这个行当不看好了，因为当时的电视摄制组像蝗虫一样，去中国各地的企业跑。我比较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生意。那时，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搞广告公司。但那时我心中，文化人的那个角色又开始起作用了。我在做那些事时，我内心是痛苦的，其实我对所谓的伟大时代，内心是有我自己的看法的。我认为，中国社会不能靠革命的方法来让它做出改变，只有经济的发展和金钱，才能让中国走向进步，说得极端一点儿，只有金钱，因为伴随着生钱的过程中，所有东西都会逐步形成，用不着其他人那么着急。

　　但在我挣到一些钱以后，内心中读书人那种希望逍遥一些、不要每天都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又在起作用，所以，1993年，我又回到了书斋，忽然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你也买房子了，一般的生活也可以，北京当时的生活比现在还便宜。

　　但我离开的那家公司(即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的老板又来找我，他说，王刚，你还是回来吧，你走了以后，别的不说，我特别缺少一个每天能像朋友一样跟我聊天的人，更何况你还能做不少的事情。当时他要搞电视剧，他说，你来，给我当总编辑吧。这样，我就又回到了这家公司。

　　紧接着，这个公司就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他们不光是做文化，拍电视剧，那是幌子。特别是当他们搞了《民魂》以后，有了很大的积累。老板他自己一分钱没有都可以，但每一分钱他都要用到事业发展中去，他是一个很有商业眼光的人。而且他跟我说，今后他一定要在中央电视台对面，搞一栋跟中央电视台一样高的楼，到那时，我们在这栋楼的顶层，看着中央电视台，我们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受欺负。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我也相信他说的，尽管他的出身是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最初在部队文工团打快板，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头脑、心胸宽广、而且很有思想、很有智慧的人，我愿意跟着他干。这样，我就回去了。

　　一回去以后呢，我就开始跟银行打交道，我们后来搞到了土地，搞到土地以后，我们就开始搞电视城，这就需要贷新的款，还旧的款。以后这个企业发展得很快，在北京买了两个酒店，一个是金朗酒店，另一个是在西客站南广场的亚视大厦，现在已经不叫亚视大厦了，已经改名了，但西客站南广场的确就在中央电视台旁边。

　　这样的过程大概是从93、94年一直到2000年。2000年，我就坚决地从这个公司中撤离出来了。后来，2001年，我们老板因涉嫌诈骗被抓进监狱，公司也因资不抵债而倒闭。

　　(我打断了王刚的回忆，好奇地问：“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王刚说：“他叫靳树增，曾经是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你要是有时间，网上google一下，就能查出许多关于他的条目。”

　　回到英国后，我在网上google了一下，吓了一跳──2003年9月《北京晚报》刊登的一篇报道称：“以创作《一九九七，我的爱》和《相约九八》名动一时的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靳树增因金融凭证诈骗3000万元，9月10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它许多传媒也刊登了“靳树增从一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人到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总裁，荣登《东方之子》节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再到沦为阶下囚”的传奇故事。)

　　在2000年之前，大概是1996年，我有一次跟老板谈，我说，老做这些事，我很烦。其实，那时我身上那种文化的东西又起作用了，我心想，挣上一些钱，也不是很多，但和一般人相比，确实是不少了，我干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是要写小说啊。

　　所以，1996年时，我做了一笔证券生意，很成功，老板对我说，你可以休息上一段时间。我说，这样吧，我想回家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上班。他说，写长篇小说，扯什么淡！那个东西能值什么钱！你现在比写十部长篇小说都强，那种东西都是下三烂干的事情，你怎么能干那种事？我说，我喜欢写小说。他说，你要想靠文化出名，现在大哥给你投资一部电视剧，你也别当编剧，你就当导演，看哪个女演员好，你就把她搞了，你把她搞了，她才能当主角，她不让你搞，你就不让她当主角！大哥给你说这话，投资不就是几百万吗，但你不能给我回家。可我说，我还是要回家写小说。

　　就这样，我回家写了一部小说，叫《月亮背面》，实际上写的就是地产、金融、文化等等，在九十年代圈地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所受到的那种煎熬以及他们的那种发疯的状态。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后不久，很快受到了批判，被限制发行，当时，小摊上有盗版的书，但正版书没有。不过，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八年，又再版了这本书，这次没有任何限制，书卖得很好。

　　《月亮背面》出版后，因为受到批判，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又回到公司上班，直到公司因资不抵债而垮台。

　　说到垮台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做的很多投资都是失败的投资，比如说，我们买的酒店，酒店经营再好，但你是靠高利贷买的，再加上酒店经营本身的潮起潮落；另外，我们买的写字楼，由于国家很多政策的限制，使得写字楼的经营始终有很大的困难，比如，我们买的现成的楼吧，原来它的土地的资产界定究竟归谁就不是特别清楚，当然，还有很多其它问题，我们老板本身就有他的问题，所以，到最后，他卷入了一宗诈骗案。1996年，我曾与老板谈过一次，我说，我们不能老是那么狼狈地，总是新借一笔钱，去偿还旧的贷款。

　　我在1996年写了《月亮背面》以后，虽然在公司中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但我与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恍惚。尽管我是公司副总，我和老板的关系也始终很好，但他们的许多事情我就不太参与了。

　　那时，看起来，我们可能过的就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长年住在酒店里：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包的16号楼，长年住在那里；金朗酒店就是我们自己的；还有新世纪饭店。像钓鱼台国宾馆，我们想住的话随时就可以去住，因为我们在那里租了一栋楼，老板也很愿意我去住，陪他聊天。

　　我的老板号称有几十个亿的资产，算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大老板，但他每天晚上很孤独，他对女人的兴趣最多是半个小时，当把女人从床上赶下去之后，他只对思想、智慧的东西感兴趣。他很愿意和男人之间谈论政治、经济等话题，他十分关心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能使企业发展起来，并立于不败之地，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话题。他完全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什么“纸醉金迷”呀、昏庸呀，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他谈论的话题都是极其“形而上”的。我们双方是很有感情的，去年，我去监狱看他，我们当时隔着窗户，拿着话筒，两人都在流泪，他跟我说，当时经商时读书读得很少，现在他在监狱里补课，读了很多书。

　　我和我的老板不同，像我这样下海的文化人，游走于商界和书斋之间，始终介于又想发财、自己身上的那种文化的东西又在起作用的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之间，所以我现在呢，我也没有完全进去，我也没有发大财，但是，我的生活始终过得优哉游哉，我有几套房子，小日子过得也很滋润。去年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英格力士》，写的是文革时期发生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一个故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税后人民币100万元的收入，因为现在的小说，你还可以卖它的电视版权。但如果我没有一种很放松的心态和支撑这种心态的很滋润的小日子，我就写不出《英格力士》这本书来，这100万元的收入也就挣不出来。我在动笔写《英格力士》这本书的时候，谁能想到这本书后来在国内能这么火呢？人们都想写一个都市男女偷情的故事，认为这种题材的书才有商业价值，谁能想到一个发生在遥远的文革时期、遥远的天山脚下的故事能赚钱？

　　2000年以后，我从商海中彻底浮出，不再游走于商界和文化界之间了，安心地当我的文化人。但现在我并不是靠写字儿维生，而是靠过去的积蓄维生。如果没有九十年代那10年的财富积累，我今天也不能这么优哉游哉，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可能会为了生存、为了还按揭贷款，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句话，只有衣食无忧，我才更有可能进入到最佳的写作状态。

　　(采访结束时，我问王刚：“在你的所有作品中，你最满意哪几部？”

　　王刚想了想说：“《英格力士》和《月亮背面》。前者是写文革的，后者是写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变中国人心理的大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哪一个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更大，我说不清楚。圈地运动把我的老板也给圈了进去。在我看来，我的老板靳树增2001年被抓，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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