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之三：新中产移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年7月24日 星期一

　　“浦江两岸说英语，内环线内说普通话，内环线外说上海话。”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内，朱学勤教授对我转述了这么一段上海“新民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我曾在上海读过书。那时的上海，是上海话的一统天下，外地学生上街购物，经常因讲普通话而遭到上海本地售货员的白眼和歧视。那时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很少，即使在上海读书、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上没有留在上海就业的机会。

　　但这次我去上海采访时发现，从高级

写字楼的白领职员，到茶楼酒肆的侍者，都不乏讲普通话或带其它地区口音的外地人，即使是“正宗”的上海人，也都会“泚泚”地跟你讲上几句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这一看似细微、实则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白领移民

　　在接受我采访时，朱学勤教授不断提到两个词：“移民”与“中产阶级”。

　　与上海大学恢宏、气魄的新校园相比，朱学勤的办公室则要显得简朴、狭促得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言谈和思绪的“天马行空” ──

　　“上海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再造过程，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海的户籍封闭制度，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92年，壁垒森严，妨碍了外来移民的进入，也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一直到92年浦东改革开放以后，给打破掉了。短短十几年，已经开始改变上海的社会结构版图。从那首新民谣来看，新移民打造上海的城市中间阶层、取代过去的老市民，这一过程有多么迅速。”

　　上海市海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波，就得益于伴随着92年浦东开发而来的上海户籍制度的松动。

　　田波今年刚满30周岁，戴着眼镜的圆脸，仍然透着一些孩子气，但他已经是一位年均收入50万元以上的成功律师。他笑着对我说，相对于49年前来自江浙一带的老移民，他应该算是上海的“新移民”：他来自山东沿海一个小镇，父亲是渔民，母亲在镇农行工作，高考时，他考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1998年大学本科毕业，正好赶上上海户籍制度相对宽松之时，就留在了上海。

　　不过，在田波看来，上海这些年来针对外地大学毕业生留沪的政策，也有着时松时紧的变化──

　　“我毕业那一年，外地学生留上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时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例如，如果是复旦、交大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么，15%的外地学生可以留沪；如果你曾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也可以留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大概两、三年以后吧，政策一下子就放开了：只要你是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有用人单位接收，你就可以留在上海。那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来到上海求职，包括我的几个高中同学。我有一位在兰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多年的高中同学，也在那时跑到上海来，寻求发展。但最近两年政策稍微又紧了一些，外地人在上海工作，大学本科毕业已经不够了，要至少是硕士毕业。”

　　尽管由于8年的律师职业训练和12年的上海生活，田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学会了上海话，但如果仔细辨析，你还是能够听出一丝山东口音来：“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外地学生，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更没有家庭靠山，我们择业，通常不会去公检法，而可能更多地选择当律师，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需要更多地靠自己的努力，去开拓市场，开辟客源，建立信誉。其实，上海许多做得好的律师，都是外地人，包括不少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名律师。”

　　史春也是上海的“新移民”，但准确地说，他应该是两次“移民”上海。

　　我最初认识史春，其实是在英国首都伦敦。那天晚上，我下夜班赶乘火车，看到前排坐着一位华人，正埋头阅读当天的《金融时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把我下班前拿到的第二天的《金融时报》递给他。

　　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江苏人，1995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2000年毕业，正赶上上海为吸引人才而放宽户口政策之时，他便把求职目标锁定在上海，并顺利考入了英国渣打银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后来，他又被派往渣打银行英国总部工作。在伦敦，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在城市大学攻读EMBA学位。

　　我们因此成了朋友。今年年初，我再次见到他时，出乎我意料，他告诉我，他辞去了英国的工作，决定重回中国上海发展。

　　我这次到上海采访时，又遇到了史春。当时他正在找工作。不像第一次求职，这一次，他不仅是二进上海的外地“移民”，而且是“海归”：既有在中国外资银行的工作经历，又有在西方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一个洋学位，他信心十足，打算在几个潜在雇主中好好“挑一挑”。

　　生逢其时

　　在当代上海无数的白领新移民中，田波和史春的故事颇有代表性。用朱学勤的话说，“1992年以后许多来上海淘金的年轻人，包括留在上海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构成了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主体。”

　　这些白领移民与上海老市民相比，一是年轻，二是文化程度高，三是有国际视野，四是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再加上他们赶上了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这一千载难逢之机，他们很快成为上海金融业、法律业、信息产业等新兴行业的精英，成为上海经济复兴大潮的弄潮儿。

　　“今天你到上海浦江两岸的写字楼看看，确实大部分人是外地人。” 朱学勤感叹说。

　　朱学勤本人是上海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移民”：他中学毕业就离开了上海，随后的下乡当农民、进厂当工人、入校读研究生，都在外地，辗转15年后，他才重新“移民”上海。

　　上海最初是个小渔村，是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但后来的居民迁徙状况，却如一位上海记者所概括：49年前，有进有出；49年至92年，只出不进；92年至今，只进不出。

　　其实，上海的新移民史，也是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国“先富起来”的大、中城市的故事。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当代的移民城市。如果说上海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开放潮“冲积”而成，那么，深圳就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二波开放潮“冲积”而成。深圳居民的主体不说当地方言，而说带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因为他们都是第二波开放潮从全国各地“冲”到此地的，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只能说普通话。

　　1949年时，北京据说只有100万居民，如今的1000多万居民，自然也是被50多年来一波一波的外来人口进京潮“裹挟”而来的。但无人否认，规模最大的进京潮，仍要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毕业生进京潮、民工潮、外地人进京经商、求职、“撞大运”等浪潮。各色人等涌入北京，甚至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北漂一族”，他们在“皇城根下”挣扎、奋斗、憧憬、渴望的故事，颇为类似19世纪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外省人闯巴黎、碰运气的故事。

　　广州本来不是移民城市，广州话难懂、难说、自成一体的排斥性，与广州相对封闭的历史互为因果，但改革开放后，广州也一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者的“入侵”，如今，外来人说普通话，居然也可以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畅行无阻。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频遭外地人“围攻”、并最终被“攻陷”的城市，恰恰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就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悉尼等新移民最多的都市，恰恰也是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的城市一样。

　　父母在，亦远游

　　京沪穗深的移民故事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重庆，这个虽为“直辖”、但仍属“西部”的并不富裕的城市，也充斥着外来移民。我这次去重庆采访的“中产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原籍并非重庆。

　　但参观了重庆的“湖广会馆”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也并非四川，而通常认为最具“川味儿”的川菜、川酒和川剧，也并非四川原住民的特产。

　　一进“湖广会馆”，我就看到一个巨匾，上书五个大字：“湖广填四川”。大字之后的迂回蜿蜒的展览馆，则以陈列的丰富历史文物，详细描述了外省居民、尤其是湖广行省(即现今湖北、湖南两省)居民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

　　这里说的“大规模”非同小可。曾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历史上曾因战乱、灾荒和瘟疫而人口剧减。如今的四川居民，如果追溯祖籍来源，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外地人”。据考证，仅重庆地区的外来移民，比例就高达85%以上。

　　其实，与俗话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相悖，中国人是个热衷于移民的民族。闽粤居民下南洋、赴欧美的故事尽人皆知，暂且不表；即使是一般认为喜欢死守故土的北方人，虽然缺乏移民海外的传统，但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迁徙的故事，也绝对不乏其例，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乃至明代驻守“天津卫”的官兵多为安徽人、导致天津话与附近河北方言迥异的传奇，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记忆之中。

　　移民现象亦非炎黄子孙或农业民族的专利，游牧民族，逐草而居；渔耕岛民，乘舟漂洋……种种迁徙与飘游，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但传统移民与现代移民、蓝领移民和白领移民，显然有很大区别：农业社会的出现，也许以随草而迁的牧民最终定居一方土地作为标志；工业社会的出现，也许由固守土地的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工厂而揭开序幕，但中产阶级的崛起，却是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之后，又一波都市人白领化、知识化大潮的产物，至少要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为前提。例如，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想必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最新一波现代化进程的特异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化三股浪潮几乎同时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交相激荡；你在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甚至大小城市之间几乎纯属单向的匆匆脚步声中，既能听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布鞋声，也能听到频繁跳槽的白领“中产”的皮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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