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号脉者樊纲：求解货币政策多重难题

　　本报记者 冉学东 发自北京

　　似乎出人意料，然尽在情理之中。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作为学者的人选只有一人，因此该头衔，不但意味着在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中承担一定的咨询责任，也意味着一个学者在实证领域的研究能力得到的高度认可，因此是一个被经济学界颇为看重的任命。

　　有关部门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给予樊纲，看重的可能是两点：其一，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家，在多年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经济和宏观现状的谙熟和深刻理解；其二，是基于经济学深厚理论功底的宏观敏锐洞见。宏观经济的多重难题

　　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于当前货币当局面临的“三难命题”——“紧缩”、“提高银行盈利性”和“维持

汇率稳定”，樊纲将如何进行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可以预期的是，樊纲对于国际和中国宏观金融问题的相关思考会投射到今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咨询中去。

　　最近樊纲发表《防止经济过热破解结构失衡》一文，对目前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

　　针对中美间贸易不平衡、中美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樊纲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的波动所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是国际因素造成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不仅大量出口，中国同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和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

　　他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对美国的贸易是逆差。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对于目前长期存在的双顺差的问题，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第一，出口多不一定顺差就大，如果进口更多的话，还可能是贸易逆差。第二，储蓄高不必然顺差就大。中国的储蓄高，但投资一样高，结果还影响到了国际上一些投资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引起价格的上涨。第三，外汇储备的增长，不一定都是国民储蓄多、外贸顺差大的结果，而可以是资本流入的结果。他说，以2004年为例，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690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净增长2000多亿美元，可见其中的一大部分，显然是由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造成的。

　　他还认为，投资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是中国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很多投资与消费密切相关，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的，也是长期需要的。

　　所以他建议：保持总需求各个部分的稳定增长，不是只强调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都需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他还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美元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

　　“‘美元本位’的体制一天不改，我们与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除非我们出现高额通货膨胀)。以此推断，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与货币摩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摩擦更加持久。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宏观号脉者

　　2003年2月15日，正是农历元宵节，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高层讨论会”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尚在通缩时期，还是已经出现过热迹象的争论，其中作为会议一节主持人的樊纲就提出了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尚处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此言一出，语惊四座。

　　此后，尽管该判断在当时学界应者寥寥，但是樊纲仍然坚持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接着，“非典”开始肆虐，这个突发事件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学界一时无法作出明确判断，但是等“非典”的影响尘埃落定，持宏观经济开始出现过热观点的学者开始增多。

　　2003年6月27日，在高层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樊纲讲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防止经济过热”。他认为，从2002年开始到2003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已经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的高增长——即使是在“非典”期间，中国的投资增长幅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超过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的增长。

　　如何防止经济过热？樊纲建议：“政府可以削减财政支出，也可以放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外，樊纲认为，由于外资对人民币升值有较高的期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因此需要不断发行货币来抵消其影响，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更大。

　　就在当时，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有很大分歧，樊纲提醒说：“不能等经济过热之后才来谈防止过热，宏观经济需要提前作微调，等到经济很热之后再去治理就晚了。”

　　2003年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7%。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调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市场经济和改革的拥护者

　　对于前一阶段“反思改革”的争论，樊纲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支持者。他的立场是用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发生的问题。而对于全球学界一直争论的全球化问题，他则认为，全球化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

　　樊纲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转轨经济学，其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和《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论文对“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在区域经济差距、劳动力转移等实证经济领域，樊纲也提出了很多有洞见的政策思路。

　　樊纲的传记作者张剑荆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樊纲处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时期。他以自己的方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所谓“他自己的方式”含义是，樊纲与大多数经济学家遵循着不同的路径：从理论基点上看，他一开始就是用市场经济学的精神分析经济改革的，一开始就是用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基础，来为中国改革建立理论基础。

　　在复杂的现实中，坚持市场经济的信念，则源于樊纲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品格。“在他这一代经济学家中，能够把经济学逻辑贯彻到底而不作妥协的人，为数不多。”

　　“作为严肃的理论工作者，坚信客观规律一定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坚信有时‘理论比实际更正确’。”樊纲说。

　　相关链接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具体职责是依据国家

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央行行长周小川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据相关条例，该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来自外部的一名金融专家，其任期为两年。在余永定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都曾任过此职，至今没有人连任。

　　樊纲档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53年出生于北京，祖籍上海崇明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

　　●1985年~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

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声音

　　当前“全球不平衡”(G lo b a l im b a la n ce )根源，主要不是人民币被低估，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