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管局局长王瑞杰：不赞成保护国内市场

　　实习记者 边佳宁 本报记者 汪恭彬 上海、新加坡报道

　　致力于建立亚太乃至全球风险管理中心的新加坡，正试图在全球金融市场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它利用其“使命般”的地理位置，吸引来自全球的资金；另一方面，它则为这些资金提供全球开放的市场和吸引力的投资品种。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这个强大的经济体，金融业全面放开“前夜”，却面临着控制通胀、拉动消费等难题。新加坡之道有何借鉴之处，本报记者7月末赴新加坡，就此采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

　　“使命般”的资本转换基地

　　《21世纪》：新加坡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的风险管理中心。你们如何做到吸引足够多的国际资本，为这些资本提供投资机会，控制风险？

　　王瑞杰：非常重要的是保险和信用。首先，这个市场有很高水平的供应链、制度和产品设备；其次，还要确认其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三是，我们的规则标准是否有强大和高品质的传统。

　　这些重要的因素构成了一个高水准的金融通道。因为法律规范、稳定的经济制度等构成了一个良好的金融中心。

　　要吸引资金，就要有良好的信用能够长期依赖，稳定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去接纳不同国家的企业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而至于如何为这些资金提供投资机会和规避风险，我们有一个信念--相信竞争。我们不赞成保护国内市场。我们的市场是非常开放和高质量的，我们尊重竞争，不采取国内保护主义。

　　《21世纪》：你认为，相比全球其他的金融市场，新加坡的价值在哪里？

　　王瑞杰：新加坡的市场是非常全球化的，我们有“使命般”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金融需要，我们就作为一个转换基地，去帮助他们管理，转换资金或合理地进行融资。目前，我们和全球7000个市场有联系，去年和中国的2000家企业有来往。

　　价值的多少不是看一个金融中心能增值多少，而是看是否具有创造性。所以新加坡金融中心的价值在于，帮助各种企业较好的运作，且有提供很好的网络沟通合作。我们希望和亚洲的各国，也包括中国，一起发展资本金融项目。

　　《21世纪》：中国到新加坡上市的都是一些中小企业，这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缺乏一个强大的经济背景？

　　王瑞杰：一些中国上市公司的规模的确比较小，但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政策比较稳定，公司的规模和社会的经济都在快速成长发展，所以趋势是好的。而且我认为我们的金融中心是一个开放的中心，可以接纳任何规模的经济公司，也鼓励他们的壮大发展。有的公司的产品不但是在北美有市场，在欧洲、日本都有。所以新加坡市场就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21世纪》：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衍生品市场。你们是如何一步步推出丰富的金融期货的，尤其是即将推出的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

　　王瑞杰：金融期货的推出是金融市场的一种进化。衍生品在新加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我们采用的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客户导向等政策有关。

　　锻造“通道”有度

　　《21世纪》：2006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金融业。新加坡在当初开放时，如何既保护本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又大量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

　　王瑞杰：规则非常重要。作为监管者，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设定严格的规则，并能保证其准确无误的传递下去。第二点是投资协会。在私人投资中，有的人也许很了解金融产品，有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要关注谁在什么地方投资。在过去几年间，我们花了很多努力做金融普及教育。同时，我们鼓励竞争，也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由于国外的资金和金融机构要进入，信息要公开透明，所以我们就需要提供开放的政策。

　　《21世纪》：金融开放下，如何防止外资涌入带来的风险？

　　王瑞杰：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它稳定的信用制度使得人们相信进入这个市场是可能的。你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对产品的投资没有限制，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太多的资金只是注入到某一种产品上。比如在日本，有一段时期，不动产投资上流入了很多资金，形成了巨大的土地价格泡沫。所以我认为资本进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个通道。但是同时，如果存在保护机制，对市场的发展并不有利，所以要有一个通道能更公平的让公司去竞争。

　　《21世纪》：除了制度外，新加坡在金融监管上的相关措施还有哪些？

　　王瑞杰：对政府官员的培训要重视，高水平的政策管理领导，直接影响机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政府官员要客观、独立地完成工作，而且要跟市场的变化，随机应变。在新加坡，我们注意的是努力培养优秀的监管员。所以第一点，我认为是要有优秀的金融监管人员。

　　去年新加坡从很多地方招了一些学生，政府人力资源部对他们进行挑选和培训，到艰难和竞争的环境中去接受专业培训，让他们有针对性的熟悉一些监管领域。我们还在高中设立10到12项奖学金，让优秀的学生有机会去芝加哥、伦敦等金融中心上大学，之后把这些人分配到金融部门，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我们中间。限制我们的是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缺少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要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

　　同时，我们也派政府官员到纽约，比如纽约银行去学习他们的长官是如何领导下属工作的。我想这也可以给中国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