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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我国新农村建设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着眼民生、关注农民等弱势群体，是对20余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口号的“效率国策”的一种纠偏。
试想，20％的“高端人口”享受了50％的国民财富，而20％的老百姓却只支配4％多一点的财富，如此下去，内需如何扩张？国民经济怎能发展？社会和谐如何实现？作为一个群体，7亿多农民无疑便是收入最低的那一“分子”，这才有了中央对农村问题的格外关注。各方专家、学者、官员甚至“农民代表”也都群策群力，想了不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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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茅于轼的“发展中小城镇”，比如有人呼吁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再比如有人主张从政体改革入手，不一而同。但问题是，这些主张早有人讨论过不知多少次，可在实践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或思想理论难以统一，或实际进程偏离严重，所以，一条超常规的农村改革路径便可能成为改变“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这就是我主张的“农村信息高速路”或曰“农村文化活动站”的优先发展战略。在新农村建设上，要想突破条条框框等各种限制和“硬件”的不足，就必须下决心走异于别国的超常规路线。
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搞了十年，虽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水、电、街道、楼房、农场搞得有声有色，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每个农民身上的债务翻了几十倍。为什么？因为修路、盖楼、通电、引水、建医院等，都需要政府掏钱，更需要农民“预支”未来。
但是，如果从农村的信息文化建设上重点投入，而辅之以鼓励建设小城镇等其他政策和投入，则完全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此举让农民的脑子“活”了，文化生活丰富了，知道如何才能致富，哪里需要维权，怎么可以得到好的教育。脑子一活，再加上政府扶持，则不论是城市化推动、腐败监督还是村民自治等，都可以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成效。
有人嘲笑我的观点是“吃不上饭就吃肉”的“皇帝式愚昧”，但我必须说，让一个村拥有一个“农民网吧”、“农村夜校”，让农民变成网民，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在绝大部分农村可以试行。政府支持贷款，村民自己集资，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让农民拥有自己的“信息高速路”。对此，北京农科院的专家、大连商品交易所结合自己的长项和需要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足可对我们形成启迪。
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片狼藉，但美国战时情报局派出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一部《菊花与刀》却让日本国民如痴如醉、如获至宝，也如梦方醒，这才有了日本战后的飞速重建。可见，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就此而论，我以为，在我国新农村建设问题上，如果我们先不纠缠于“城镇化”、“所有制”和现实的“维权”等问题，而是坚决走“信息先行”、“文化开路”的指导路线，便极有可能让农村焕发出“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政策后的“第二春”。
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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