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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近一年的医疗器械限价政策可能暂时搁浅。原定于今年6月出台的医疗限价政策将延期公布。
“这个限价政策触动了内资、外资、医院等多方的利益，所以不会轻易推出来，必须有一个博弈和妥协的过程。”银河证券医药分析师刘彦明表示。他道出了医疗器械限价政策延后的真正原因：酝酿近一年的医疗器械限价政策再次胎死腹中，这再次证明了消费者在医疗改革中，处于多么软弱无力的位置。
医疗器械限价政策的搁浅，也反映出幕后的利益博弈之激烈，已经呈现白热化的状态，外资、内资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销售企业、医院以及有关部门都各有算盘，都想在博弈中争取到最大化的利益结果。而令消费者极度沮丧的是，作为整个医疗器械限价改革针对的对象，却丝毫享受不到权利主体的待遇。
最初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一次性低值医用耗材，从出厂到最终销售给患者的总加价率不得超过40———这看似是有关部门为消费者着想，对医疗器械设定加价上限，可40的总加价率是否真正符合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召开过民意论证，无法从公众一方获得确切的支持与否信息，就贸然出台。
显而易见，脱离了民意轨道的40总加价率不仅草率，而且充满了强烈的行政管制气息，容易造成与市场的脱节，引起企业的反感。医疗器械企业就反驳说，发改委不仅挤掉了流通领域中的灰色部分，也挤掉了企业合理的利润，从而抵制限价。
有关部门闭门造车式的40总加价率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既无法在医疗器械企业的反对面前展示出充分的相关证据，保证40总加价率不会挤占企业合理利润的逻辑自洽；又由于出自于有关部门的一己之念，无法得到民意的强大支持，形成对抵制限价企业的外在压力，也摆脱了民情监督，有可能出现所谓的“监督者被收买”现象，这在其他经济领域屡见不鲜。
医疗器械限价政策的搁浅，坚定了笔者的一个信念———即所谓内部人改革总是会陷入利益暗战的泥沼。在医疗器械限价改革中，是一个行政部门面对诸多利益对手：外资、内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医院，这几方出于器械限价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快就会形成稳固的联盟，共同策划，对医疗器械限价改革进行内外夹击。行政部门表面力量最雄厚，其实骨子里最脆弱，它所提出的任何改革方案，内外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医院都要成为执行者与被执行者，如果几方坚决不同意改革方案，或者口头同意，在运行过程中集体放水，有关部门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责众，最终落得个节节退让、改革烟消云散的结局。
没有民众呼应的改革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没有民意支撑的权力监管就是一盘散沙。消费者再成医疗利益改革的受害者，有关部门该反思“我替消费者做主”的传统思维了。
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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