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商银 票据博弈

　　为了应对央行定向调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联合部分中小银行玩起“对敲”游戏，票据就是砝码

　　本刊记者 杨练/文

　　随着各方陆续公布了相应的经济数据，6月份及从4月央行实行宏观调控以来的金融运行数据和轨迹也逐渐明朗：6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分别增长18.4%、13.9%，增速分别比5月份的19.1%和14%略有下降。

　　然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仍然在高位运行，6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为3651亿元，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6月份新增贷款为600亿元，占比约为16.7%，剩下3000亿元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增加额。而5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094亿元中，其中四大银行的新增贷款是1072亿元，占比达51.2%。

　　与5月份相比，6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年同比虽然下降了1053亿元，但环比继续高增长，“从同比下降看，这显示了央行采取的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提高存款

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定向票据等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农行资金运用中心有关人士表示，始于4月的新一轮

宏观调控刚开始主要的针对对象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从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看，信贷增速过快的主要源头是它们贷款投放过多。

　　“但环比上升表明，市场对贷款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银行仍有继续强劲放贷的冲动。尤其是已经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面临业绩和盈利的压力，贷款的动力已经扩张到最大限度了。”他说。 信贷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央行此次调控的手段很简单明了，即所谓“定向调控”：谁的贷款多，谁就多承担定向票据的发行量，它希望借此收紧银行的流动性，控制贷款扩张的冲动。

　　由于建行(939.HK)新增贷款最多，相应地被摊到的定向票据也最多，达420亿元，农行其次，被摊到了300亿元，而中行因为上市而“幸免于难”。

　　而6月份的贷款结构数据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贷款已大幅度“缩水”，相当于5月份增加额的一半多一点。与此同时，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农信社则是地位突变，成为新增贷款的主力军。

　　前期被央行重点调控的建行、农行和工行受到一定打压，新增贷款量分别只有37亿、151亿和-88亿元。然而，6月份中国银行新增贷款545亿元，为各家银行之最。5月份还超然度外的民生银行(600016)和华夏银行(600015)，6月份新增贷款分别达到了232亿元和274亿元。整个城市商业银行新增贷款量为736亿元，农信社为439亿元。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速下降了，但中小银行的贷款增速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四大银行降低了贷款，但其他银行却大踏步高扬，摁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信贷市场份额结构性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市场需求的基础性因素，对银行业并不一定是利好，2004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上述农行人士表示，6月份新增贷款同比下降，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增速下降的结果，如果中小银行的信贷增速下不来，四大银行最终肯定会被迫跟进，以后信贷增速还可能反弹。 银行的数据游戏

　　数据能说明问题，但不能说明一切。如果仔细分析6月份银行贷款结构变化的原因，或许能发现商业银行与央行在数据背后博弈的蛛丝马迹。

　　据透露，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监控的重点，因此，它们的博弈力度也最大。它们为了在报表上压缩信贷规模，几乎都打起了票据贴现的主意，即通过转移票据融资的方式将贷款数据修饰了一番。它们通常的做法是，把未到期的票据转贴到其他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票据融资量，使得总的新增贷款量急剧下降。

　　有数据表明，6月份工行通过票据转走了400多亿元，从而使得新增贷款表现为“下降至37亿元”，如果全部转回来，6月份正常新增贷款应该是437亿元。

　　同样，建行通过票据转走了292亿元，农行则是同样转移了389亿元，而这个月新增贷款最高的中国银行，仅转走了50多亿元，所以在报表上它的贷款增量居于首位。股份制银行也有用这一办法的，但数量要少得多，如民生银行通过票据转出去的只有57亿元。

　　而票据转贴的接盘者肯定不是四大行，因为它们本身积聚了大量的票据需要转手，因此四大行转走的票据只能是流向中小银行，如城商行和农信社。

　　据了解，在6月份，城商行共接下了430亿元，在账面上表现就是新增票据融资430亿元，如果扣除这一块，城商行实际新增贷款为306亿元。农信社则接下了211亿元。而华夏银行新增贷款中大部分是四大行的票据，为228亿元，占其新增贷款总量的83.2%。

　　为了应对央行的定向调控，四大行联合部分中小银行玩起股市上常见的“对敲”游戏，票据就是“对敲”的砝码，通过票据银行不仅可以改变报表上的贷款数据，而且是应对当前监管部门票据检查的重要手段，逃避管理层定向调控的针对性。

　　民生银行会计部人士指出，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贴现业务属于同业往来，一般不算在贷款额度之内，转出去的银行不算真实的贷款，但融资行为却真实地发生了。

　　他分析说，银行为了盈利的压力，不顾宏观调控的大局，目前已成为银行对付定向调控的常规做法。这种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央行定向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商业银行通过压缩票据融资，在总量上虽满足了调控要求，但该压的贷款没有压，该放的贷款还在放，定向调控效果可能事半功倍甚至被抵消。

　　事实上，如果把四大行转出去的票据转回来，四大银行6月份的新增贷款量依然处于较高位上，与5月份相比较很可能是向上的。

　　前述人士也道出了银行这么做的苦衷:“中行6月份票据转贴的数量最少，并不说明它不想转出去。只不过由于它要上市，为了让报表更好看，迎合投资者，监管层已同意6月不向中行摊派定向票据。但其他行就没有中行那么幸运。实际上，因为许多合同在调控前已经签字了，有些项目也已经开始运作了，银行承诺投放的钱只能按照计划投放。” 博弈仍会继续？

　　实际上，从4月份以来，票据融资业务一直呈现负增长的趋势，据相关资料显示，4月份票据融资同比增加331亿元，5月份增加-297亿元，6月份增加-1156亿元。

　　民生银行会计部负责人说，造成银行票据融资额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央行对贷款统计方式的改革，他介绍说，原来在商业银行上报央行的报表中，票据贴现融资是属于一般性业务，不算在贷款额之内，但从5月底开始，央行为了监控贷款速度，将商业银行的贴现融资也作为贷款额度进行控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央行一直在有意识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不断拉升央票的利率，从而带动票据贴现利率的逐步攀升，使得票据融资的成本加大。

　　一般认为，融资性票据业务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关联企业，二是产生于出票环节，三是与市场利率过低有关系。如果利率市场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融资性票据机会成本会加大，自然对它的需求就会减少。

　　“目前贴现利率已涨3.24%以上，而且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基本上是一致看涨的，这使许多企业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就没有以前那样对融资票据热心了。”上述负责人说，尽管票据融资的需求随着利率的升高会逐渐减少，但由于银行一方面面临着管理层越来越严厉的调控政策，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时时都存在的盈利压力，处在夹缝中的银行也许还会与管理层继续博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