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的全球化焦虑

　　“因为全球化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有成长的机会，而不只是美国人。”维诺戈普兰说

　　本报特约记者 冯郁青 发自纽约

　　“我是感到害怕。”已届中年的盖布瑞尔(AnnGabriel)现在总是感到焦虑。

　　盖布瑞尔是纽约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她的家庭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焦虑的缘由来自她对全球化的担心，其中大部分是出于对三岁女儿的关切。

　　“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她能够做的工作将会发生变化，”盖布瑞尔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她必须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找到高薪的工作。”

　　即便对于自己的事业，盖布瑞尔也不是全无忧虑的，“我必须比过去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保证我现有的生活水平，才能适应将来的变化。”

　　盖布瑞尔的焦虑并非个别现象。和十几年前大力鼓吹全球化相比，现在对于全球化的担忧，正在美国社会逐步蔓延。

　　工作之忧

　　美国人担忧最直接的原因是工作问题。美国权威杂志《外交界》(ForeignAffair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10个美国人中有9个担心他们的工作会移向海外。

　　“小时候，我的父母告诉我要赶快做作业，不然将来会挨饿，而现在，我告诉我的女儿们，得努力，不然将来印度和中国的年轻人都要来抢你的工作，”这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莱德曼(T h om as F rie d m an)在其讲述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说。“对于民众来说，全球化在美国是和很多负面的事情，比如失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布鲁克林研究院专门研究全球化的学者苏珊·克伦(SusanCollin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使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美国人摆脱了贫困。现在美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超出了10年前的30%。全球化正是这种增长重要的动力之一，同样全球化带给美国的还有大量低廉进口物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不再仅是收入增长和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大量的美国工作岗位因为成本因素被转移到新兴市场。尤其是继纺织业、制造业的工作流失到海外之后，服务业和一些医疗和金融工作都开始从美国本土流失，这让美国人感到了担忧。苏珊·克伦说，她所遇到的一位田纳西州出租车司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因为全球化会有失去的危险。

　　和盖布瑞尔相比，26岁的维诺戈普兰(Laveen Venugopolan)对全球化的认识要自信和从容得多。维诺戈普兰是第二代印度移民，在美国出生，目前在华尔街的一家银行做风险分析的工作。

　　维诺戈普兰对于全球化的体验，数年前在弗吉尼亚的软件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正是网络兴盛的时候，维诺戈普兰有很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同事。但当网络的泡沫破灭，这些人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些人的专业和水准都是很难替代的。”维诺戈普兰说。

　　“有机会的不只是美国人”

　　在维诺戈普兰从事的金融行业，也开始有大量的工作流往海外。他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那里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资本总是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劳力。这种状况会使个人更加着意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维诺戈普兰自己就在做着积极的准备，他参加了全世界通用的特许金融分析师认证(CFA)，留意各种各样的职业聚会，认识更多的行内人，随时准备着寻找更多的机会。

　　“我时刻在想我提供给社会的价值哪些是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不可能提供的。”维诺戈普兰说，“也许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的工作容易被取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应该做些什么，来让自己的工作更有附加值。

　　身为华尔街一家保险公司精算师的沙尔(Share)从事的就是很难被取代的工作。精算师是一项非常专业的行业，入行的门槛颇高。

　　“我不怎么考虑国外的那些专业人士。”沙尔说，全球化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精算师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

　　而维诺戈普兰是意识到了竞争何等激烈的。仅仅在印度，在过去两年中报考CFA的人就增加了95%。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在竞争中失去了工作，他也不会抱怨。

　　“因为全球化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有成长的机会，而不只是美国人。”维诺戈普兰说。

　　维诺戈普兰也承认，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又是移民的后代，所以持如此肯定的观点。如果年纪稍长，又有家庭要支撑，“也许我会害怕全球化，讨厌那些抢走我工作的人。”

　　这也是弗莱德曼的疑虑。他说，为了保护子女将来的工作，为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难道要在美国周围竖起围墙，不再支持自由贸易吗？

　　弗莱德曼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和年轻的维诺戈普兰一样，弗莱德曼拥护全球化为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益处。

　　在对比了反对全球化和赞同全球化的经济学理论后，弗莱德曼写道，固定劳动力理论认为，世界上的工作机会是不会变的，那么印度的工作机会增多，就意味着美国的工作机会减少。但是，这个理论的假设是，所有的科技革新都已经发生过了，全球经济就是为了一个固定份额展开的竞争。

　　实际的情况是，随着大公司工作机会转向海外，许多小公司也在同时创造着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美国的失业率就不会保持到现在只有5%左右的水平。

　　谁承受了全球化的代价

　　事实上，在全球化为美国的各个阶层都带来益处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也加剧了美国人的不安全感。

　　近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他的治理下，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人平均的税后收入增加了8%。但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种说法有误导之嫌。因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工人挣得比平均工资要低，收入的平均值是被上层的巨大增幅拉了上去。

　　这篇文章继续指出，美国典型的企业高管收入是平均工资的300倍，这个数字比上世纪70年代增加了10倍。而自2000年开始，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人(收入分配的中间阶层)的收入只增加了1%，而在此之前的连续五年中，他们的收入增长了6%。

　　“跨国企业和投资阶层从扩展的市场、劳动力范围中受益很大，”位于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院学者福尔(JeffFaux)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位于底层的普通民众则承受了全球化的代价。”

　　虽然从依据自己所能为女儿提供的教育水准来看，将来女儿在工厂或从事客户服务的可能性很小，但盖布瑞尔认为转向海外的工作水准越来越高，高级职位的机会对女儿来说是少了，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她希望女儿将来从事的是具有创作力的职业，比如作家、艺术家这些不可能被移往海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