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的昔日风情

　　本报特约记者 钟瑞海

　　清朝平定台湾以后，康熙皇帝为了恢复广东、福建一带因为战乱带来的民生，宣布开海贸易。而广州由于它独特的地理特征，吸引了大量外洋船前来贸易。贸易总额，多达清初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强

　　一阵枪声，突然在虎门口的珠江水面上响起。枪声响了八下，又戛然而止。枪声来自一艘停在虎门关前的外洋大船；甲板上，八名高大魁梧、金发碧眼的洋人军官，手举火枪，依次朝天鸣放。

　　另一侧，一群绿营兵勇，簇拥着几个海关衙役打扮的人物，刚刚上了这条外洋巨船。

　　满船的洋人，都带着好奇的神情，环顾四周的异域风光，那陡峭奇峻的虎门关，江边金黄的稻田，以及远处隐隐约约的中国宝塔。

　　这幅图景，正是

雍正、乾隆年间，前来广州贸易的欧洲外洋大船刚刚进入珠江水域，在虎门关口前，接受中国绿营官兵和海关衙役边防检查和海关登记时候的情景。

　　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时期

　　清朝平定台湾以后，宇内廓清。康熙皇帝为了恢复广东、

福建一带因为战乱带来的民生，宣布开海贸易。当时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乃至生锌、黄姜、藤条和珠母，均为欧洲市场趋之若鹜的独特产品，因此一时之间，欧洲各国纷纷组织政府特许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前来中国贸易。计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瑞典和丹麦六个国家，每年派遣外洋大船十七八条，前来广州贸易。贸易总额，多达清初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强。

　　这种外洋大船，每一条通常都需要载着近十吨的西班牙银币，价值十几万两纹银，用以购回七八百吨重的中国货物。

　　例如瑞典船“哥德堡”号，在乾隆九年回程时候，货物重量达到650吨至700吨，其中中国生锌计6000多锭、130多吨，中国瓷器约60万件，茶叶370吨，丝绸1180匹等。这种以纯粹出口为主，在广州大规模地同欧洲贸易船进行贸易的情况，从康熙末年，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巅峰时期。

　　300年后，回眸广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可以看到当年为了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外洋船贸易，而形成的独特的地理格局。

　　澳门：外洋船贸易的前哨站

　　清初，葡萄牙人虽已“借住”澳门，但是清政府却对其拥有完整的管辖权，并在前山寨设有边防和海关专门机关；1731年，设立相当于副县级的行政机构，香山县丞衙门，管理中外民间事务；另设粤海关澳门口，兼有边防和海关职能，由一名旗人任防御总领，主管防务；另有两名粤海关监督的家人，率领海关衙役，专司外洋船事务。

　　澳门的民事、边防和海关设置虽然齐全，但是并不实际执行边防检查和海关登记功能。因此从地理上来说，只是外洋船贸易总体地理格局的前哨站而已。

　　凡外洋船到中国，第一站必先在澳门口外停泊，派遣熟悉情况的洋人坐舢板上岸，到前山寨衙门，报关投讯；意思就是这条外洋船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声明前来广州贸易。

　　却说当年的外洋大船，历经半年以上的远洋航行，千辛万苦地到了中国海域，等到远远见到澳门大炮台的巍峨身影，船员们通常会欢呼雀跃，庆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吃不到新鲜食品，一路之上一般都会有船员丧生。待到澳门报关投讯之人回到船上，通常带回来一名中国海关衙门的领航员，称为“引水”，为大船领航，进入珠江水域。

　　那时候的引水，系粤海关监督衙门的雇员，职位虽低，也是堂堂正正的

公务员。外洋大船到澳门，一定要在当地海关衙门聘请这样的一名引水，才能进入珠江水域。这名引水上船之后，手持一枚红牌，作为中国政府已经监管这条外洋船的一种标志，同时带领大船，前往虎门关口，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登记。

　　虎门的边防检查和海关登记

　　虎门地势独特，两侧山头虎踞，仿佛是老虎的两颗牙齿，拦住珠江水域，一向是得天独厚的海防天险。朝廷在这里驻有一协绿营水师，由一名协统，领左右各一营，兵勇数百，进行守卫；粤海关同时设虎门关口，也由海关监督的家人统领，管理海关登记事务。外洋船到虎门关前，必先抛锚等待，由虎门口的绿营官兵和海关衙役，分乘几条官船前来，登船进行检查和登记。

　　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绿营官兵和海关衙役登船之时，船上洋人通常会鸣枪致意，使得这种边防和海关稽查，变得非常仪式化。尽管如此，军队和衙役上船之后，还是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相应的边防检查和海关登记。主要内容是清点船上人员、枪炮及携带的刀剑数量，进行登记造册。登记完毕，两名海关衙役从引水处接过红牌，留在船上，正式代表政府监管该船。而原先上船的引水则完成任务，随官兵下船。

　　绿营军队和海关衙役一回到虎门关，就立即办两件事：一是准许大船通过虎门关，进入珠江内水道，前往离虎门关十几里路远的黄埔古港停泊；二是立即派出专门人员，从陆路骑马，将外洋船的详细情况，包括登记的人数、枪炮数等内容，迅速送往广州城外西南角的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也就是广东海关的总衙门。这也意味着广州海关对外洋船进行正式登记和管理的开始。

　　黄埔古港岸边的仓库

　　船过虎门关，有经验的外洋首席大班就会立即下船，带着一应大班和财务人员，坐舢板船先行去广州城外的贸易镇，抢占贸易先机。

　　虎门关的衙役飞马将又一条外洋船到港的消息报到广州，这有时会引起茶叶、丝绸价格的微妙变化。因此，外洋首席大班早一刻到达广州，就能相对掌握价格上的有利地位。

　　做生意的大班们下船之后，外洋大船继续前行，经江宽水深的二道湾，缓缓驶入黄埔古港。那时候，黄埔古港并无停靠码头，但是岸线宽阔，沿着岸线，可以抛锚停泊这样的外洋大船二十条之多。除此之外，江岸地势也相当宽阔，幅员广大，便于岸上建立临时仓库等。粤海关在岸上也设有一个海关关口，主要用于监管外洋船带来的货物，以及货物出口登记。

　　黄埔锚地周围，由总督衙门派遣专门的军队予以监督，既监督外洋船的动向，也防止附近中国人上船滋事。朝廷曾有严令，外洋船上一应洋人，在贸易期间不得下船。但是因为无法实际操作，因此这条法令，只是瞒过了皇上一个人。

　　洋人在岸上所建仓库，面积多达四五百平方米，以毛竹和草席搭建而成。外洋船万里迢迢而来，到了锚地，自然要全面整修。整修之时，船上来货和船帆均先卸到仓库。很快，大班们从广州买入的货物源源运到。为了装载合理和航行安全，轻的货物如丝绸、茶叶，不能马上入舱，要等到重的货物如生锌、瓷器入舱之后，再进行装载。岸上仓库的作用主要用于这里。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

　　广州城西门外，珠江的北岸，当时建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商行，称为洋货行。这些洋货行，以和珠江平行的一条大街为中心，依次而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建于靠江一边，其他店铺和小洋货行则建于街北。由于当时珠江的岸线要比现在靠北很多，因此这个区域，应该在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十三行街之南。

　　靠江边的洋货行，通常实力雄厚，占地面积广大。前临大街，行内建有货场和仓库，以购入货物进行简单加工和包装，临江则建有码头。另外行中多有数个跨院，用以在贸易季节，出租给外洋船作为临时办事处，史称夷馆。这样一来，贸易镇的珠江岸边，依次都是洋货行的小码头，以将货物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港，再从临时仓库陆续进仓。

　　却说外洋大班到了这贸易镇，必得前往其中一家洋货行，认做保商，作为向海关衙门进行登记和纳税的担保人。与此同时，洋人大班通常会在做保商的洋货行中，租下一个跨院，充为夷馆，也就是办事处，既作为居住之所，也是收货的仓储之地。这就意味着，这种专门为外洋船建造的夷馆，格局独特，只是为了适应外洋商人在广州贸易的居住和储存货物的需要。

　　夷馆建筑和当时的其他建筑不同，均为两层楼房，楼下为仓储之处，楼上则由洋人居住和办公。考究一些的，楼上甚至建有临江的西式阳台。夷馆通常为独立的院子，既有独立门户面向大街，也有侧门通往洋货行，这样便于购入的货物，通过行内的码头驳运到黄埔。这样的夷馆设立之后，除了大班之外，通常也从黄埔调来12名左右的船员，作为夷馆的守卫人员。这些守卫轮流换班，这样所有船员都有机会到广州城外住上一些天，领略广州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