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走向一体化经济区域 各自为政障碍中部崛起

　　本报特约记者 王影

　　中部地区支柱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现象非常突出。中部地区崛起无论从产业规模整合，还是产业链延伸，都还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同时，要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民营企业不崛起，中部很难崛起

　　周绍森：各自为政障碍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面临大量的难题，工业化水平不高，工业结构层次不合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如何解决这些难题，记者采访了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周绍森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王志国。

　　《财经时报》：你认为目前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是超前还是滞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周绍森：我觉得中部的问题首先是工业化水平不高导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全国GDP达到13.69万亿元人民币，是1980年的30.3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5%.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东、中、西部差距越来越大。

　　从经济总量来看，从2000年到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7.03%上升到64.61%；中部地区的份额从22.12%增加到23.44%；2004年，中部六省生产总值为32088.3亿元，占全国经济比重为23.4%；GDP总量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6.3%.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8814元，比东部地区少4795.4元。

　　从增长速度上看，在1992~2004年的10多年里，中部六省除了1995~1997年少数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都要慢于东部地区，这反映了中部地区经济竞争力远低于东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滞后全国，更滞后于东部地区。

　　改善经济结构

　　再就是经济结构层次较低导致的产业调整阻力加大。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大提高，特别是工业在生产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但中部地区长期偏重发展农业、能源、原材料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层次偏低。

　　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重工业比重高，轻工业比重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比重大，深加工产品没得到应有发展；资源加工企业规模小，能力弱，现代高科技企业起点低、数量少。中部地区目前绝大多数仍是农业大省，农业在生产总值中仍占有较大份额，农民在全部劳动力中占一半以上。

　　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山西为59.5%，安徽为45.1%，江西为45.6%，河南为51.2%，湖北为47.5%，湖南为39.5%，除山西外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9%.2004年，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为17.27∶48.07∶34.6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高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4.83个百分点。

　　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在中部地区反映得也最为突出。一是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结构偏差过大，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51.3%，比全国平均高5.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13.16个百分点，而产值结构在三大区域中相对较小，中部为17.27%，比全国高2.07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比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值分别偏大5.5个和6.95个百分点，即中部地区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要更加突出。

　　加强省际联盟

　　《财经时报》：中部除了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结构层次较低这两方面的问题外，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周绍森：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工业支柱产业较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近年来中部工业虽然也有较快的增长，但传统工业仍占主导位置，能源、原材料和一般加工业所占比重较大，高科技产业占的比重很小。

　　中部地区支柱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现象非常突出。在39个产业中，共有14个产业被各省列为支柱产业。烟草、石化、电力、食品、钢铁为五省共有，有色、煤炭采选、汽车为三省共有。

　　因此，中部地区崛起无论从产业规模整合，还是产业链延伸，都还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仅以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为例，可以发现中部地区产业链的关联性不强，质量不高。

　　汽车制造业是中部的支柱产业，但五省的发展各自为政，在战略布局上各自圈地，在品牌上各打旗号，在技术上互不往来，在经营上缺乏联盟。而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不能形成品牌价值极高，竞争力极强的汽车品牌。当然这种情况是现有产业发展体制下全国仍然存在的较普遍现象。

　　第四个方面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资本投入效益偏低。由于资源条件和历史积累，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且中部地区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是建立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是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反衬的结果。

　　中部地区传统基础工业比重大，新兴工业发展缓慢。中部六省多数省的主导行业分布在原料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这与中部六省的自然资源结构基本相符。

　　2003年，中部六省资源型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5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4.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个百分点，就重工业本身而言，中部六省重工业的层次和产品质量也较低，主要以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为主。

　　事实上，重工业的核心和实质应该是后续的加工组装工业，或者称为以机械和装备制造为主的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而在这方面，中部六省远不如东部地区。在产品质量上，即使是中部六省具有优势的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其产品的加工深度也不够，产品的档次和质量也较低。

　　中部地区低层次的生产分工格局，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产业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因此，正确认识和能动地调整中部的分工定位，是加快中部发展要重点解决的重要问题。

　　农业现代化形势更加严峻

　　《财经时报》：你如何看中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对滞后的问题以及“三农”问题？

　　周绍森：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转移困难是一个需要长远规划、重点解决的问题。中部地区各省大都是农业省，是全国商品粮主要生产基地，乡村劳动力人口占就业总量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崛起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中部“三农”问题的核心。

　　长期以来，国家以汲取农民和农业剩余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持续时间过长，造成中国“三农”领域累积问题很多、矛盾很深、化解难度很大。而中部又是我国“三农”问题和矛盾的“集结”地，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点、难点所在。

　　一是中部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2003年，中部六省农业占GDP比重达18.9%，高于全国干均水平4.12个百分点；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31%；二是农民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2003年，中部地区农民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3%。

　　据测算：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2002年，全国就有4.98亿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有近3.5亿农村劳动力人口属于剩余劳动力，除去2.3亿在当地中小企业、非农产业和去大中城市打工的外，仍有1.5亿农村劳动力人口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村。

　　可见，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分布不均，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以上。

　　2003年，中部六省农村劳动力17691.82万人，剩余劳动力约占40%，达7071.93万人，其中，安徽、河南、湖南均超过千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成了中部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和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瓶颈。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产业化“三化”的水平低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中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为20.7%，比全国平均数39%低了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平均数52.9%低22.2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说明：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水平依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量大，无法通过中部地区自身的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中部二、三产业比重不高，不像东部地区那样可以较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速度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任务十分艰巨。中部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差。2003年，中部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94%、39%。

　　同时，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低，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加大了统筹城乡的难度，加大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任务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