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宿迁医改正名

　　特约记者 包永辉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 宿迁报道

　　红典型，还是黑典型

　　“宿迁医改不是‘卖光’和‘私有化’”，2006年3月23日，就在《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文章，“开枪”为仇和送行的当天晚上，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于当晚召开的医疗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为宿迁医疗改革正名。

　　当天，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李源潮，率省卫生厅长等官员，亲赴宿迁考察了市、县、乡7家医院。他说：“宿迁医改是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医疗领域的结构调整，吸引社会资金兴办基础医疗，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集中政府资金扩大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医护人才合理流动，使困难地区的群众尤其是农民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至此，莫衷一是的宿迁医改，第一次在江苏境内赢得了官方的最高认可。

　　但是，“有些人士”并没有善罢干休。

　　《中国青年报》发表《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的第二天，知名的知识分子网站世纪中国，就刊载了“蜀贴龙”的评论《黑典型宿迁神气什么？》，指责“以公立医院私有化、也就是俗称的‘卖光’为主线的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者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意思？全市135所乡镇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私有化了134所，你宿迁没有违宪？无论务虚，还是务实，你宿迁难道不是黑典型？”

　　另有一些人士，他们本着医疗市场必须由政府主导的观念，批评宿迁医改“市场化”。

　　五驳“雪片般的告状信”

　　宿迁医改最艰难的时刻，是2002年到2003年全面推广时期。宿迁市卫生局长葛志健说：“那时候，无论是市内还是市外都对医改说不好。”

　　“我是2003年4月当卫生局局长的。刚上任的时候，每天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不断。”

　　葛所说的“雪片一样不断”的告状信，内容大抵是我们前文所述的“5宗罪”。

　　葛对此一一给予了驳斥。

　　首先驳斥“改制不规范”。在改制中，沭阳县的一大“罪状”是“认钱不认人”，如果用计划经济的“身份论”看，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恰恰是合理的。

　　至于“哄抬价格”的问题，更算不得什么问题，因为既然把医院推向了市场，就得按市场规律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如果说有人凭一时冲动高价购得后出现后悔，不得不二次转让，那就像投资股市一样“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怪不得别人。

　　再驳斥“用工制度混乱”。众所周知，公立医院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大弊端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非医务人员多，关系户多，业务骨干少，运行成本高，干好干坏一个样。医院改制后，为了能吸引病人前来就诊，医院老板使出浑身解数不惜重金挖人才、抢人才，他们的收入明显比周边地区医务人员高出一块，而没有业务能力的人收入则大幅度下降，这能算“用工制度混乱”吗？如果要算，这不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期望的吗？

　　第三驳斥“职工的利益”。在过去的“大锅饭”体制下，许多医院半死不活，多年来不仅连职工的养老保险都交不上，而且连每个月的工资都难以保证，何谈职工的利益？正如宿迁人民医院的变化一样，改制后职工保险都给交上了，职工利益是有保障了，而不是受损了。

　　第四驳斥“医药市场的混乱”。以无证行医为例，不仅主管部门反映强烈，医院改制后新的业主更是反映强烈，但这个问题该算在谁的头上？医疗改革从来没有允许人们无证行医，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是需要加强管理的问题，而不能由此而否定改革。

　　第五驳斥“医疗卫生机构的内部管理松懈”。以小病大治为例，这一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民营医院的“专利”，在公立医院也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恰恰是在民营医院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主动打起了“价格牌”。在沭阳的民营医院——仁慈医院，就率先取消了门诊费。小病大治的问题，与医院的姓“公”还是姓“私”无关。

　　老百姓是最大的“判官”

　　衡量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成败的标准，不是传统的理论，不是现有的某些文件，也不是政府的官员及专家，而是当地老百姓愿意不愿、欢迎不欢迎、满意不满意。

　　让我们试着从老百姓的角度观察、体会一下宿迁的医疗改革。

　　与卫生事业改革直接相关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医疗机构的卫技人员；二是医疗服务区域范围的普通百姓。

　　先说卫技人员，改制之后，宿迁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上访或严重的冲突。其原因关键是两条：一是原来就是个烂摊子，不存在“把好孩子弄哭了”的问题。二是原本有个“公家”的名义，但是拿不到钱，改制后该拿钱多的人拿钱多了，其它人也不见得比改制前拿得少。

　　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受益者之一恐怕要算技术骨干特别是名医了。

　　“在宿迁的医院，现在真正‘牛气’的不是我这样的院长老板，而是名医。在我们的医院里，外科主任王维川除像我一样按股分红外，每个月的工资3000多块钱，而我才1000多块钱。”沭阳县马厂镇医院院长惠云说，“没有办法，他的技术高，老百姓认他，有他在就有市场在。”

　　2006年4月，宿迁市卫生局组织的大规模调查表明，门诊病人对就诊机构无不满意之处占70.8%，比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高出13个百分点，出院病人表示对所住医院无不满意之处的占57.4%，比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同样高出13个百分点。

　　大家有目共睹的一点是看病环境变好了，这一点在乡镇医院表现的尤为明显，最起码也是墙壁变白了，病床上的芦席换成了细席子，有的水泥地变成了瓷砖地。

　　医疗条件变好，老百姓看病自然比过去方便。2000年以来，宿迁市三县二区和市直新增民营医院43所，医院的规模、档次迅速变大变高。

　　在沭阳县官墩医院，院长王立祥说：“过去官墩卫生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一块荒地，什么都没有。我接手后又投入65万重新盖了门诊楼，添置了X机房、配电室、仓库、食堂、空调等。”

　　医生的脸色好看了,不用给医生送红包了。在这里就诊的患者终于找到了“上帝”的感觉。宿迁市的调查显示，改革后在全国各地医疗价格一路快速走高的情况下，该市医疗服务价格连续五年下降，2000年与2006年比较，人均门诊费用市县级医院由75.95元降到56.19元，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乡级医院由36.89元降低到38.46元，下降了4个百分点。每张病床日收费市县级由183.09元降低到181.48元，下降了0.89%；乡级医院由62.24元降低到61.19元，下降了1.68%。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市县级医院由2223.01元下降到2158.47元，下降了2.99%；乡级医院由562.48元下降到545.31元,下降了3.05%。

　　“说主动让利给消费者，那是唱高调。现在医疗市场越放越开，仅泗洪县城一下子就冒出来182家小诊所，农民看病选择的余地大了，不是你想给什么价，老百姓就接受什么价。”泗洪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业主高开亮对记者说，“至于我们降价后还能生存的原因，一是改制后加强了药品采购的管理，使药价大幅度下降，降低了成本；二是医院管理加强，不合理开支大幅度下降。”

　　“非典”和洪灾的公益考验

　　民营医院的公益性如何保证？没有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应对？2003年，就在宿迁医改腹背受敌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两起公共卫生事件，让人们放心不下的问号变成了醒目的惊叹号。

　　这两件事：一是突发的非典；二是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姓了“私”的医院肯为公益事业而战吗？不少人确实为宿迁捏着一把汗。

　　事实表明，民营医院经受住了考验！在两个多月的抗击非典中，全市从民营医疗机构抽调的近千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借故退缩，没有一个临阵脱逃，也没有一家医院惟利是图，向政府讨价还价，相反倒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对于关注宿迁医改的人来说，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生动的故事，而是其背后的动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的觉悟真有那么高吗？

　　“千万不要低估广大医疗工作者的政治觉悟。”泗洪人民医院院长高开亮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医院虽然改制了，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准却没有降低。”

　　葛志健说，医院虽然改制了，但民营医院出于自身长远发展需要，大都把参加抗击非典和抗洪斗争作为树立良好形象和信誉的难得机遇。即使有些医院的觉悟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他们出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也会把参加两大战役作为应尽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葛志健分析道，从一定意义上，卫生事业改革后，民营医院失去了原有的“保护伞”，如其一旦出现违章违法行为，就有可能受到法律法规的严厉处置，直至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这就使民营医疗机构遵章守法意识进一步增强，正如有的民营医院业主说的那样：“遵守法律法规，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他们应尽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经受住非典和抗洪两大战役的考验，人们对医改的认识终于首先在宿迁市内部趋同。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