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收入因素：启动内需的另一处瓶颈

　　作者：刘晓午

　　编者按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启动年和转型年，转型方向是国民经济从“外需依赖型”转向“内需扩大型”，着力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不过，近一年来，启动消费、经济转型异常艰难。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表示，不能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提升，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

　　什么是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关系如何？非收入因素对于提高消费和经济转型有什么影响？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善非收入因素，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三位专家予以解读。

　　“非收入因素”抑制即期消费

　　《中国经营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2006年1～5月的投资增速仍然处于高位，外需拉动依然强劲，储蓄余额不断攀升。为什么在“十一五”开局之年，消费启动和经济转型如此艰难？

　　赵锡军：过剩的流动性、投资增长加快，经济开始发热，这些迹象在2003年和2004年都曾见过。难以想象的是，在经过上一轮宏观调控后，投资需求还如此强劲，消费占GDP比重难以上升。我认为，原因在于国际需求填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外贸和出口拉动了国内的投资需求，消化了产能的过剩。

　　然而，这种均衡是难以持续的。最根本的是经济结构矛盾没有缓解，新一轮经济升温无疑加重原有的矛盾。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必须建立消费需求型经济，但这个转型确实很艰难。除了收入增长不快，收入差距拉大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教育和普通住宅等非收入因素的阻碍。

　　刘福垣：十几亿人的整体性高储蓄倾向一定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人们对未来并不乐观，为未来积蓄购买力。所以有多大的剩余，就有多大的短缺；有多大的储蓄，就有多大的期望。短期之内，社会保障、教育和普通住宅，这些非收入因素的短缺补不上，消费也不可能有多大幅度增长，经济结构就会难以转型。

　　非收入因素是经济转型的新视角

　　《中国经营报》：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非收入因素包括哪些内容？与收入因素有什么差别？

　　赵锡军：收入因素包括生产环节和分配环节，简单地说通过生产创造的国民收入及如何进行分配。收入因素一个最表象的东西就是人们收入的高低。

　　非收入因素主要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及政府所提供的多种消费环境和条件。非收入因素中还包括被人们忽略的软因素，如人们对于社会消费环境的心理和信心。如果居民对于政府现有的消费制度和环境有信心，那么这种心理会刺激居民的即期消费，否则则会转为储蓄。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经济过去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收入因素与非收入因素的作用有多大？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赵锡军：以前的看法是比较看重收入因素，认为只要居民收增长了，GDP增长了，消费也就可以启动了。但十几年时间下来，居民收入提高了，但收入差距拉大了。

　　结果是“没钱的不能消费，有钱的不消费”。前者是因为社会保障等非收入因素缺失，消费信心不足，造成居民收入流向银行存款；后者因为有钱人还是少数人，这类人即期消费不大，多数转化为资本扩大再投资，或者流向虚拟经济。

　　袁钢明：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收入因素与非收入因素的关系有一些失衡。居民的收入增长要与社会保障福利形成一种匹配关系。也就是说，当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时，国家要加强非收入因素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如果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时，我们可以适当减少非收入因素的投入，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在投资战略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国家GDP持续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增长，特别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GDP的增速；另一方面，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不是表现为广大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

　　不幸的是，在居民收入增速和结构出现问题时，我国的非收入因素提前市场化了。如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当旧的医疗体系倒掉后，新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未建立起来时，人们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高概率事件。

　　还有中国住房制度的过度市场化，教育的市场化，都导致了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不仅不能互补，而且失衡。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

　　袁钢明：一方面，非收入因素的投入不足与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传统的经济增长强调投资拉动，不是以人为本。所以经济管理者和推动者为了提高GDP的增速，做好政绩，会人为主动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非收入因素的投入。这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在投资战略拉动下，强调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作用，强调土地和环境的推动作用，从而忽略了劳动力的创造性和科技进步性。所以造成了GDP高增长下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行业发展不平衡，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并没有实现广大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

　　如何平衡非收入因素和收入因素

　　《中国经营报》：看来，非收入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改善非收入因素？

　　赵锡军：最重要的是要加强非收入因素的投入，国家要提供完整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品的服务。这种投入不仅能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更是事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经济转型、真正扩大消费需求的大事。

　　实际上国家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启动新农村建设就是改善农村生活和消费条件的一项大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3万亿元。只有改善了农村消费条件和环境，通上水电气和公路后，才有消费的可能。

　　新农村建设，建设周期长、投入大、回报风险大，企业和地方财政无法单独完成，只有当成一项准公共服务品，由国家来布置和投入。

　　刘福垣：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转型，必须给低收入者直接提供社会保障，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应该横下一条心，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宁可别的事情不做。 不管是收税，还是印票子，都必须确保社会保障、教育和廉租房的需要，给人民一个定心丸。

　　有些人认为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太奢侈了，也有人认为我国只能实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高大全”。我认为我国必须一步到位实现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来源就是我国的十几万亿元国有资产，我国劳动者是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人，这些全民资产就是劳动者安身立命的社会保障基金。

　　同时，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该按同一原则纳入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要农村居民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工资劳动者，就可以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失业、退休的社会保障待遇。

　　《中国经营报》：应该如何处理非收入因素和收入因素两种因素的关系呢？

　　袁钢明：在非收入因素和收入因素的关系上，必须有一个均衡操作。如在城市水电气公共服务品的提供上，这些属于非收入因素内容。由于受资源约束，各地相继推行了产业化和商业化运作，价格逐步放开上涨是一个趋势。但在这个上涨过程中，要保持这些公共服务品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收入上涨的相关性，前者不能超过后者的上涨幅度。所以这些城市公共产品的高福利可能会减少，但政府不会完全取消补贴，公共服务企业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所以，在一段时期非收入因素难有很大改善的可能前提下，应该同时关注收入因素，毕竟有钱才是硬道理。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上下工夫，以此来提高人民收入。我的建议是，将我国的投资型增长模式转为收入型增长模式，国家财政盈余和企业分配利润应该更多地“还利于民”，切实做到广大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