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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乃娟
广州报道
张本波可能没想到自己的工作会引来如此众多的注意。
“均贫富”。
具有想象力的人给他的工作起了这样的名字。
张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1995年北大毕业后一直在发改委从事社会发展政策方面研究。
目前，他负责发改委启动的“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课题。张本波说，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和突破口。这正是他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因为10年前，中国曾推出垄断行业最高工资指导意见，但收入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此次，结果会是如何？
7月9日，张本波接受记者采访。他说话非常直接：“收入分配领域核心的问题一是乱，一是差距大。
对垄断行业要进行事前调节
《21世纪》：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所负责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课题的一些情况？
张本波：我们这项课题，主要是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模式选择，去年已经开始做了，会连续做3年，今年是第一期，主要关注点在于“制度模式选择”，第一期的目标设定大概包括：第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大概状况要有所判断，比如前段时间大家都是热议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只是通过这个数字认识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紧迫性，并且只有舆情的“义愤填膺”，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有进一步的判断，我国收入分配的具体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课题最终要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发展趋势有所判断，对今后几年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定位应有所把握，比如到“十一五”末期收入差距应该调节到什么程度，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同时又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努力可以实现的？
第三，进一步探讨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并提出现阶段分配制度的模式选择。
以上这三点是我们今年课题的主要目标，明年的课题则会在此目标的起点上，再确定下一步的目标。这项课题第一期将于今年12月左右完成。这项课题组目前有5名成员，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还会邀请一些相关的专家参与，比如企业改革、产权制度、财政、税收等领域的专家。
《21世纪》：这项课题是不是重点关注的是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
张本波：并不准确。可能有一些误解。这项课题关注的重点大概有三个方面：
首先关注的是重点人群：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对高收入人群，思路并非是一些人所说的“限制”，而是合理调节。这方面，主要采用的调节手段应该是税收。过去我们的税收调节手段使用的还很不到位，我们采用的主要是间接税调节，并且力度还不够；而且，收入透明化程度也不够，没有什么具体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不利于税收调节手段的具体执行。对低收入人群，思路主要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比如农民。去年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起草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思路之一便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关注一些重点行业及行业收入差距，比如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当前，平均劳动报酬最高的行业主要是一些垄断行业，比如通讯、金融等行业，而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则是农业和制造业。最高水平大约是最低水平的5倍。最后，课题还将关注区域收入差异，其中包括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21世纪》：课题最终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研究，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张本波：一个基本的方向是尽量减少行政性垄断，能放开的就放开。对于不能或暂时不能放开的垄断行业，我们希望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比如对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和正常经营利润的划分标准，该如何确定；对垄断行业要进行一些事前调节，如征收资源税；完善垄断行业工资形成机制，用税收手段调节员工的高收入，等等。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21世纪》：您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本波：我觉得，目前来看，最核心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乱”，二是“差距大”。关于这个“乱”，就是说，目前的收入分配秩序较为混乱，所以我们这项课题很重要的一块便是研究如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在我国的初次分配领域，公务员工资这个问题，我认为讨论的焦点不应该总是放在“涨”与“不涨”的争论中，而是应该放在“规范收入秩序”的问题上。目前这方面的混乱，表现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隐形收入等等。
在这个问题的规范上，目前中央已经有了基本的改革思路，就是在《公务员法》的基础上，一是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二是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严明工资分配秩序，三是逐步将地区间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乱”还表现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比如垄断行业，很多垄断利润在其企业内部就直接分配了；非国有企业领域同样也存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一些企业内部收入差别也很大，缺乏合理的工资形成和工资增长机制，特别是一些制造业的一线工人，工资几十年都没涨过。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不仅在二次分配领域存在不公平，而且在生产领域也有很大不平等。您怎么看？
张本波：这两个领域的确都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但并不能完全分割。在我国的初次分配领域，市场秩序还是比较混乱的，我们是按照市场要素来进行分配的，但是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市场准入的不平等，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定的机会不平等，这是需要解决的。健康的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保证机会平等，也就是起点公平。
在我国的再分配领域，再分配的力度确实还不够。我们大概可以用这样一个数据来说明问题：根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在我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的基尼系数相差无几，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再分配调节力度太弱。而在多数西方国家，通常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45，但是经过再分配之后，其基尼系数可以降到0.3左右。
《21世纪》：那么全球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怎样呢？
张本波：这个主要是在一些外资企业中，主要问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需求的激励下，造成了当地的外资和内资的不公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多行业，劳动者并没有从外资企业因优惠政策而获得的高利润中获益，形成劳资之间利润分配的不合理。另一方面，这种利润的不合理分配，造成了国民收入的流失了，而这些价值并没有被分配到国内。
另外一个则是外向型企业，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企业经营和收入会受到较大影响。而一些企业的内部谈判机制的缺位与残缺不全，也造成了工人们无法通过谈判机制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保低”是重点
《21世纪》：能否谈谈“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调节思路？
张本波：目前，“调高、扩中、保低”中，两头比较关键，“调高”，我们前面说了，不是限制，而是合理调节。而“保低”呢？是重点，因为我们想完全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所以“保低”就变得异常重要，比如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种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让更多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
“扩中”，是我们要长期努力的一个方向。众所周知，“纺锤型”或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比较能够实现社会稳定的。我们在“扩中”这块，一方面，要为人们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和收入增长的通路；另一方面，要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从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行为上来看，目前还有着很多未知支出，比如教育高收费，所以我们要试图向其提供制度保障，消除其未知支出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这部分人群的安全感，实现社会稳定和一种畅通的经济增长通道。
《21世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毫无疑问需要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那么应该如何保证行政手段既达到调节作用，又不越“界”？
张本波：这个问题很重要。举个例子，在对一些垄断行业工资规范时，还是要把握好一些市场规律，寻找该行业的相关参照系，分析其利润结构和资产结构，正确评估其垄断利润与正常经营所得利润，在此基础上再谈调节，而不能笼统地把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定在某个标准。只有对一些行业的市场规律有了很好的把握之后，才能保证行政调节手段不越界。
《21世纪》：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一方面是规范，那么下一步，该怎样保证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益转向公共支出？
张本波：主要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来实现。
另外，这个问题还涉及政府转型。政府要逐渐从经营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如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就农村教育程度来说，目前还有很大的投入空间，当前，城镇的一些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变高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阶段，所以在统筹城乡就业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培训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如2002年推出了“阳光工程”。这种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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