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证成圈钱的不二法门 谁来监管监管者

　　□本报记者 赵矗

　　6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调度统计司证实，山西左云矿难中被困的56名矿工全部遇难。

　　据了解，发生矿难的新井煤矿属于低瓦斯矿井，矿方证照齐全。但是，该矿严重超能 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安全管理和劳动组织混乱。

　　调查人员发现，新井煤矿证照齐全的背后，隐藏着行政许可的严重腐败。

　　而行政许可领域得腐败现象，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行政许可证在如今的经济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大到一家公司的上市审批，小到一间公共厕所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生活中到处都有行政许可证的影子，而这些行政许可证却成为了一些人“圈钱”的不二法门。

　　根据寻租腐败理论，只要利益的分配和配置最终由权力来决定，那么权力就会带来审批，审批必然带来寻租，寻租就会带来严重的腐败行为，这是当今中国各种权力机构中官员腐败案件的通行模式。如果这种分配利益的权力产生机制得不到有效监督，那么绝对的权力就一定带来绝对的腐败。

　　而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也是经济发展与改革事业前进的重要课题。

　　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保安全

　　在山西省临汾市的煤老板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河北的一位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可见安全许可证对于一个煤矿的重要性。

　　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曹建林告诉记者：“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一位高姓煤老板这样说。“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虽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安全生产许可证，但高老板还是认为，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2006年5月，山西省安监局设备处处长刁岷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办案人员从其办公室及住所共搜出现金500余万元。另外还有一些存折、银行卡。

　　刁岷案发和山西煤炭设计院的一起腐败案有关。检察机关在查处山西煤炭设计院的一起案件时，一名当事人供认曾向刁岷行贿4万元。刁岷后供认了自己有多次受贿行为，承认自己替小矿主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时收了钱，在向煤矿推销矿山设备时还拿了回扣。

　　“刁岷案给安监部门敲响了警钟。安监部门个别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漠视煤矿安全生产条件，胡乱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表面上程序合法，背后却隐藏着程度不同的腐败，也给煤矿安全生产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一名知情人士说。5月18日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的山西左云新井煤矿，就是个“六证齐全”的煤矿。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许可证审批名单也值大钱

　　高老板为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是肯花钱的，而另外还有些人即使为了获得审批许可证人员名单也肯一掷千金。

　　前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就是这样落马的。5月3日，王小石受贿案在北京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王小石正是依靠自己特殊的工作关系，出卖发审委名单来进行“圈钱”。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发审委是股票发行上市的最终审核人。参加具体某一股票发行申请审核会议的，通常为7名发审委委员，由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审核小组。只有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委员人数的2/3，股票发行申请才能获得通过。

　　获得上市权力就可以获得几千万、几个亿的融资，那么拿到上市批文就是企业能否圈钱成功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上市批文是以发审委的审核意见为基础，那么几个发审委委员的最终意见就是企业能否上市的最关键一环。如果此时企业不合条件就需要各种材料包装，如果搞定了发审委委员，那么各种包装也就能顺利过关了。由于发审委委员能够决定一家企业能否上市，这个名单因此就成为了决定企业能否上市或能否再融资的“秘密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花费几十万元去买一张名单纸。进一步推理：既然已经花费巨资获得了这个名单，显然企业上市负责人员就不会仅仅是只看两眼名字那么简单，如何公关名单上的成员，获得许可证才是其最终目的。

　　谁来作“裁判员”的“裁判”

　　几乎有多少行政许可证，就有多少种许可证腐败案件。有报道指出连兽药经营许可证都存在着腐败新趋势。权力过大而没有约束，没有一个机构能对审批人员和专家组进行监督，自己制订规则，自己监管自己，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这是行政许可证腐败的病根。正是因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难以分清的利益关系，以及监管者疏于长效监督，造成了目前的状况。

　　而国家设置各类监管组织的目的，是使其成为市场的“裁判员”，而不是让其成为市场的行政主管者，也不应该是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机构，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大部分监管组织行政气息仍然过浓。

　　“要是监督者后面总有个监督者，永远也监督不完，因为最后一个监督者还需要监督。这样监督下去，可能最后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这样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监督监管者不能通过设立更高的监管机关来进行，因为公正是相对的，不能终极公正。”

　　那么，到底该由谁来监督监管者呢？

　　莫纪宏建议，各机关之间相互制约才是最有效的监管，不过，这种制约的前提是明确各个机关的职能定位。同时，也应把不作为当成对监管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监管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监督，政府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大代表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渎职罪的审查。

　　中国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说：“体育活动的监管，例如国际足联中就有裁判纪律委员会来对裁判进行监管，从来不是政府行为。奥林匹克、国际足联等，都是自律性的。，那么监管可不可以完全自律？监管理论始终在探索一种自律性监管理论，而不是政府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