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九子连城诀

　　彭鹏

　　珠三角“诸侯经济”

　　有别于上海、浙江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高度认同的是，港珠澳大桥更多折射出珠三角城市群的诸侯心态。

　　珠三角指珠江两岸的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即珠三角九子)组成的区域，因与加上港澳所称的大珠三角相对，故俗称“小珠三角”，其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不到广东省国土面积的14%，GDP占广东的70%，占全国的10%。

　　有专家分析称，对深圳来说，一项重要的巩固地位之举，是与香港共同投资30亿元兴建的深港西部通道，鉴于港珠澳大桥，甚至是关联而生的珠海的风头正健，对西部通道甚至是深圳的地位，可能产生的消解作用，表现得并不热心。后来，港珠澳大桥则由原来的双Y方案(一个落脚点在深圳)调整为单Y方案(不经过深圳)。

　　该专家称，广州也存在港珠澳大桥对因南沙港的兴建而令广州渐次成为珠三角中心的影响顾虑。受益最直接的珠海固然热心，但对香港高端制造业转移的可能性也不表示乐观。与此相比，香港则对辐射和引领珠江西岸地区抱有持续的雄心，而珠江西岸正是广东转型和完成重化工空间布局的首发地。

　　这种各具怀抱的心态，在珠三角甚至是大珠三角城市群由来已久。

　　显性表现同样在港口建设上。广州启动了南沙港建设，重点布局临港重化工业，并以此成就广州的珠三角气动机之梦。深圳是内地仅次于上海的集装箱大港，在南沙胎动之时，则提出要再造一个深圳港，近期的兴建大铲湾港和扩建盐田港、西部妈湾及蛇口港之举，将使深圳港口总吞吐能力达3200万箱，远超香港。而珠海则悄然初步完成了它的临港重化工业布局，并欲在珠江西岸实现领跑。东莞、虎门等城市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也纷纷布局。

　　实际上，珠三角城市群内耗的积习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以经济垂直分工为主导的港澳与珠三角“前店后厂”式合作，在推动珠三角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遗留了珠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无序竞争。

　　珠三角各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的“诸候经济”，造成资源浪费和严重内耗，制约了珠三角的区域

竞争力的提升。这也突出反映了区域经济整合必须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促使珠三角各城市群审视自己的角色，重新考虑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追求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珠三角各城市规划必须在区域规划指导下调整，整合珠三角，就要制订一个共同的行动准则和标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珠三角城市群规划

　　为协调城市群发展，1995年，广东制定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996-2010年)》，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是《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富海曾参加1995年规划的编制工作。他说，即使从现在来看，当时提的思想、安排并不落后。但是，规划推出后，在实际工作中仅仅起到指导作用，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城市仍然是各自为战。“问题出在这仅仅是一个目标规划，而不是操作规划。”

　　再次的规划调整从2003年开始。是年2月，建设部和广东省就联合开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调研，试图寻求城镇密集型地区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和途径，为全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次年，建设部和广东省政府联合组织制订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下称《珠三角规划》)正式颁行。这是我国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区域城市协调发展的地方法规。

　　《珠三角规划》奠定了生态优先、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转变增长方式的区域总体发展格局。如坚守自然生态“底线”，确定非建设的生态保育用地规模达830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0%以上；形成与世界级城镇群相适应的高效率、低能耗、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与前一规划不同的是，《珠三角规划》更多体现在操作规划上。如对城市群发展实施分类指引、分级管治，对于涉及珠三角整体利益的区域绿地、区域性交通通道等区域战略性资源，提出硬性的规划控制要求，由省级政府直接监管或协调。

　　后来，《珠三角规划》的实质性作用开始显现。如广州、佛山同时开展了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规划研究，重点对广州、佛山交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衔接；深圳龙岗与东莞、惠州也就共建污水处理设施问题进行研讨。

　　然而，区域性规划替代不了城市总体规划。各城市的发展胎动优先考虑区域协调，潜在的竞争乱象依然在继续。

　　广深定位难题与珠江西岸布局

　　在珠三角城市竞争中，以广州和深圳的金融中心之争最为突出和典型。

　　两城市多年都在谋求华南金融中心的定位。一方面，深圳依靠毗邻香港的优势，在构建金融中心上不遗余力地坚持，而另一方面，也不断有人提出将深交所迁移到广州和以广州为华南区域金融中心。

　　但这种金融定位的争议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互不隶属性(人行机构曾有短暂隶属阶段，银监、保监、证监机构则互不隶属)，使得广州和深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合作的同时亦存在激烈竞争。

　　长期竞争不下，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发力下，更多的专业人士和机构开始主张深圳与广州实现金融的合理分工。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2005年在经过调研后给出的功能定位构想是，将广州定位为区域性银团贷款中心、票据融资中心、资金结算中心、产权交易中心、保险资产管理中心、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和金融教育科研中心，将深圳定位为

证券交易中心、基金管理中心、风险投资中心、金融期货交易中心和金融创新研发基地。而广东金融产业“十一五”规划也开始朝这一方面调整广州深圳的分工问题。

　　其实，广州和深圳金融中心之争的背后，是谁为珠三角城市龙头和核心城市的问题。

　　这一话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其解决之道就是将珠三角纳入大珠三角的范围里思考，即需要将港澳因素纳入，否则，珠三角整合的最大困难仍然是确定“龙头”或核心城市的难题。而从大珠三角的角度来看，核心城市之争可以较好的迎刃而解。香港目前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上海的两倍，广州、深圳的4倍，随着CEPA的贯彻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将会发挥更强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

　　这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确定香港为大珠三角的核心，并不是削弱了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再拘泥于核心城市之争，实属缺乏远见之举。

　　而另一方面，在广东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态上，南沙开发、港珠澳大桥建设与大佛山空间整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开始的，这预示着在珠江西岸一场以大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剧烈演化期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意味着随着广东将珠江西岸(含珠海、佛山、中山、江门四个城市)作为重化工业布局的重点地区，和事实上珠江西岸在引领珠三角甚至是广东经济转型，先期发展起来的珠江东岸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等)也有一个与之协调的问题。

　　这同样意味着，新的空间布局将对大珠三角内广佛、深港、珠澳三大城市圈进行格局和功能划分。

　　而其发展定位和优势互补还应取决于大珠三角“南下拓展与北上辐射”的历史性任务的实施。

　　“南下拓展”是指在我国加入WTO，建立CEPA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大珠三角在加快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融合、提升整体竞争力等方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北上辐射”则是指大珠三角要大大加强与西南、中南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即泛珠合作问题。

　　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对广州的定位是“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把广州建设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更多地依靠内需的发展增强对内地市场的吸引力和扩散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大珠三角所肩负的使命的缩影。深港珠澳都市圈主要承担南下拓展的任务，广佛都市圈主要承担北上辐射的任务，共同把“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及国际化都市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