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广东转型的历史窗口期

　　金城

　　综合报道

　　机会之门自1979年开启，就再也没有关上。

　　——记者题记

　　2005年底，当全国经济普查后修正的统计数字公布，广东在全国又一次收获了惊叹声：2004年广东GDP实际上达到了18864.16亿，比原来公布的多了2825.16亿，此一数字把它与最为接近的省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5年，广东GDP当年达到21701亿元，比上年增幅达到13%。广东以接近2万亿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印尼一个国家)，却仍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一个庞然大物仍能跳跃自如，这是何等的惊人？

　　更惊人的也许是，这样的增速可能还会在“十一五”期间持续。尽管在广东省长黄华华于2006年省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十一五”期间的增长目标确定为9%，但许多记者所接触的官员和学者，都相信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目标，广东经济在未来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大约不成问题。这样一个可观的增长周期，2001～2010年，将构成一个完整的“黄金十年”。

　　在历史学家笔下，“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对广东省的重要价值可能将会被这样记述：这是一个广东实现经济腾飞并基本成为一个现代化发达地区的过程。

　　第三个“黄金十年”

　　这也许已是广东的第三个黄金十年了。如果说20世纪的80年代，是广东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的话。

　　在第一个黄金十年里，处于南海边陲的边缘省份广东因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次走上全国舞台的中心，在深圳等三个经济特区的带动下，广东经济爆发式增长，并迅速在中国获得先发优势。1980年，广东经济在全国还排在20多位，到1990年，已跃升至第1位。

　　也许有人对第二个黄金十年有所争议，因为尽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大利好的刺激，但1993年的

宏观调控对广东好几个重要城市造成了沉重打击，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让广东雪上加霜。对中国人来说，1990年代准确地说也许应是上海的黄金十年。但是正是在这困难重重的十年，广东初步完成了珠三角的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获得高速发展，奠定了广东在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为第三个十年的加快发展作好了铺垫。

　　尽管整个上世纪90年代广东经济仍录得10%以上的成长率，但是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对广东能否保持这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质疑却连绵不绝。在上海的光环里，广东似乎黯淡了。

　　当2006年初广东人盘点其“十五”战绩时，他们也许是有点喜出望外的。2000年和2001年，广东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储蓄在全国相继“首破万亿大关”，5年之后的2005年，两个指标均刷新到了2万亿，“长大”了一倍，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五年再造了一个广东”。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10.8%，攀升到去年的11.9%，整个“十五”期间，广东经济平均增速达12.3%，增幅高于“九五”时期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平均增幅2.8个百分点。

　　在过万亿之后仍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而且保持了在全国首位的优势没变，这意味着广东经济在全国的增长发动机的角色仍然不变。

　　对广东自身来说，“十五”和“十一五”，是一个基础设施持续投入和完善的建设期，是一个工业化从提速到基本完成的进程，也是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最后冲刺。中共广东省委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准确政治论述则是：“‘十一五’期间是我省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21世纪的头十年，广东方向清晰。她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广东的战略机遇期

　　种种迹象显示，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十年困难时期之后，广东的诸多战略性利好迭至而来，广东的战略机遇期在“十五”末已经到来。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把诸多利好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到2006年，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届满，必须按照承诺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东在国内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机制较为健全的地区之一，在全国有相对优势。

　　其二，中国与东盟计划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程中，广东可以借助区位、产业、资金和人文等方面的优势，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获得重要的利益。以广东为主的中国南方地区，必将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而广东处在中国与东盟对接的前沿，又是环南中国海区域内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体，可着墨处甚多。

　　其三，在CEPA提供制度保障的平台上，粤港澳将整合资源逐步经济一体化。2004年中央政府启动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CEPA协议，广东由于固有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合作基础，自然而然地成为落实CEPA的重要省份。在粤港澳三地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推动下，未来5～10年，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广东发达的制造业与港澳优质的服务业必能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最终有效地提升大珠三角的竞争力。

　　其四，2003年7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构想之后，即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有关省区的积极响应。泛珠区域合作为广东有效拓展了经济腹地，解决了广东和珠三角腹地不足的问题。

　　这四大利好在“十五”后期接踵而至，广东所面临的大环境豁然开朗，可以说处处生机。不少学者判断，在“十五”年均增长12.3%的雄厚基础上，广东“十一五”保持强劲的增长应该把握甚大。

　　其实对广东来说，还有另外四个有利因素。

　　首先，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全球重化工业复苏，对广东来说是个重大机遇；加之中国亦利用此机会，加速推进中国的第二次重工业化进程，广东必得搭上此轮机遇，才能保证未来10～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第一轮闭关锁国内的重工业化进程不同，第二轮重工业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原材料从国际市场上采购而得，产品市场则在全球，当然，华南本身亦成为中国甚至全球增长最为强劲的市场。对广东来说，既有此本地市场，又处在中国与全球市场对接的区域，有从汕头到湛江众多的深水良港，此轮机遇想不抓住都难。

　　何况在中东到东北亚的油路上，广东处在中国大陆最近距离区域，对整个中国海岸线来说，广东购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运输距离亦属最短。

　　近两年外资在广东投资重化工业，这些因素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前所述的华南本地市场。2005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7882亿元，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富裕型快速升级，据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的预测，在未来5～15年内，这种升级势头依然强劲，城乡居民用于购买住房、汽车、电子通讯类产品、教育、保健、旅游等消费支出迅速增长，这导致相关的重化工业产业高速成长。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已逐渐从外需向内需转变。其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内需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未来30～40年内，中国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至少将有5亿～6亿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而且相当比例人口将从中国内陆转移向沿海地区。广东将从这一轮声势浩大的城市化浪潮中获得经济增长动能。

　　再次，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虽已不再是1980年代的珠三角一枝独秀，但也不复是1990年代末21世纪头几年那种对广东极为不利的局面。在中央政府完成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平衡轮回后，沿海地区的机会再一次到来。在中国沿海的三个经济圈中，国家政策的天平有向环渤海湾地区倾斜的势头，这对广东并非不利，实则使得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获得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对广东是有利的。

　　最后，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愈来愈强烈，中央审时度势，加快了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综合改革的试点亦可以肯定有一处选在广东。制度变革释放的能量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国民的创富热情亦会进一步迸发。这对全国都是利好，广东也不例外。

　　许多广东学者认识到，上述8个利好因素摆开在广东面前，证实了未来5～15年必将是广东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尤其是“十一五”时期，可谓广东的战略关键期，只要广东抓住此一机遇，迅速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趁势而上，那么“广东的天是明朗的天”不成问题。

　　用《南方日报》曾经打过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广东这艘飞船需要换个发动机，同时转换轨道。

　　广东仍然雄心勃勃

　　2006年3月召开的广东省“两会”，是在“十一五”开局之年进行的一次确认“‘十五’上升通道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延续”的重要会议，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广东省在未来五年的中期时间跨度内，加速发展的勃勃雄心。毫无疑问，“十五”的好势头将会继续下去。

　　首先，广东确认在“十五”投资的基础上，“十一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规模。虽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省也从未忽视过基建投资，1994年广深高速公路的建成，可以说为穗深港经济轴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十五”和“十一五”的基础设施投资，其总规模和战略价值都远超以往。

　　“十五”期间，广东省总投资规模超过7000亿元，其中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600亿元；而“十一五”规划总投资超过1.5万亿元，其中仅十大工程投资就达7400亿元。10年时间有超过2万亿的投资砸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所积累的基础设施体系足以支撑整个广东的现代化进程。

　　在“十五”期间，广东省共投入1146亿元建设新公路，除了珠三角高速公路网的日益完备，珠三角与粤北、粤东、粤西等四个区域的高速公路完全打通，全所有地级市通高速公路的目标完成，更重要的是，10条出省通道全部打通。武广客运专线、厦深客运专线、新广州客运站、广深四线、广深港客运专线等项目开工建设。整个“十五”期间，新白云机场的建成和深圳港的迅速成长，是广东省基建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基本确立了广东的区域竞争力。

　　“十一五”期间的十大工程建设，重点亦首推基础设施投入，包括交通、能源等基建建设。江珠高速公路、广深沿江高速、莞惠高速等都将建成，台山电厂、潮州三百门电厂、LNG电厂等投产装机容量即达723.5万千瓦。

　　到“十一五”末期，珠三角的高速公路网络将十分稠密，四通八达，省内的高速公路成网，通往邻省的高速公路网络初见规模，珠三角的轻轨网络初步成形，骨干的三条铁路客运专线(准高速铁路)基本满足大流量客运的需要。而整个“十一五”时期，穗深港铁路客运专线的建成将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产业结构提升方面，所谓“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将成为过去。在“十五”已经大踏步转型的基础上，“十一五”将初步看到转型成功的曙光。

　　在广东“十一五”规划和《工业九大产业发展规划(2005-2010)》中，广东决策层甚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将要重点发展的九大产业，这包括：电子信息、电器机械(机械、家电)、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造纸、医药、汽车等，并在其中优先发展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含汽车)等三大新兴产业。按照规划，这九大产业2010年总产值将会达到516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在经历了IC制造业领域的一系列挫折之后，广东省在TFT-LCD领域猛然觉悟，省政府强力推动，广州、佛山、深圳等四大项目都在推进之中；华为中兴在3G领域蓄势待发；

数字电视相关产业在广东正欲胎动。假以时日，几个方向上的全面突破将使广东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完全不输给长三角地区。

　　重化工业方向上，在惠州中海壳牌投产后，相关的配套产业急剧跟进，一个世界级的石化产业园区将在大亚湾畔建成；湛江大石化项目、某中东国家在广东的石化项目等都在推进当中，可以想见，到“十一五”末，广东的石化工业将取得与其巨大规模的本地市场相适应的地位；三大日资汽车厂在广州的集聚、比亚迪等民族品牌汽车产业在深圳的崛起，将在珠三角形成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几个大钢铁项目在湛江、广州、惠州等城市的落地，使得广东钢铁工业前所未有地在国内产业版图中取得重要地位。可以预见，“十一五”期间，广东的重化工业将呈狂飙突进之势，并拉动广东制造业上规模、上档次，提升竞争力。

　　正如广东省长黄华华所言，工业的重新布局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区域格局调整的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基本上仍是在穗禅莞深惠一线原来的电子信息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升级过程可起到加重珠三角东岸走廊在整个珠三角和广东的“第一发展轴”地位，而此一增长轴的持续发力，将可保证广东在未来5～10年仍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此外，由于推进重工业化进程，湛江、茂名、惠州、珠海等过去未获得充分开发的沿海港口城市必将获得新的机会，从而成为广东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这有助于广东四大区域之间的平衡。

　　快速发展的势头已可遏止，就2006年的现状而言，广东可以说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危机感和自信心

　　正如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曾经指出的那样，2001～2004年，对珠三角竞争力下降的担心弥漫在广东政商学界，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了广东的“十五”历程。尽管那其实是广东第三个黄金十年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一向善于务实而不善于务虚的广东人，在巨大压力面前激发起了少见的战略意识。2004～2005年，广东出现了一个战略讨论和理论创新的活跃期，同时也是一个新政迭出的活跃期。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何去何从的探讨，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各地遭遇

反倾销，一连串的民工荒、油荒、电荒等资源危机，促使广东检讨了自己的发展观和增长模式，提出了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导向内源型经济为主导转变的命题，“创新广东”、“和谐广东”等理念迅速成为社会共识，“泛珠三角”、“沿海经济带”等战略概念迅速从意识进入落实的层面。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广东成为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先锋地区。

　　2005～2006年，更新的统计数字使得广东人初步找回了自信心，信心的恢复对“十一五”有着极为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但是危机感不应太快地离广东人而去(梁桂全就直言：调高2800亿不能掩盖经济发展的困境)，毕竟对广东而言，虽然有着极佳的战略机遇，但毕竟还有一道道难题有待破解。

　　其一，专家指出，广东经济自2002年起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4年达到高峰值，增长高达14.2%，自2005年之后进入稳定增长期，呈现出“高位趋稳，稳中趋降”的态势，本轮周期时间可能达8年左右，预计到2010年达到周期的波谷。如何在“稳中趋降”的总态势下，防止出现大幅下滑的局面，是广东宏观经济政策制订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其二，由于重工业化进程快速启动，在今年相当一段时期，广东都将处在以出口和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资源环境方面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出口方面来说，目前广东外贸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的基础脆弱。可以预见的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更为艰难的贸易摩擦时期，广东相关产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结构不合理、专门人才不足以及关键基础技术相对落后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

　　从重化工业方面来看，由于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新提供就业岗位有可能大量减少，过去20年里未成为广东难题的就业问题可能会升高为难题；同时重化工业又是能源、矿产和水资源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这对资源禀赋差、环境容量趋紧的广东来说，受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其三，随着广东人均GDP越过2000美元的台阶，广东便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政府调控和管理的难度加大。同时由于全国的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分配更加复杂，使得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强，政府任何改革的政策决策，都要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十分考验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

　　站在全国的视角下，广东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全国已经或将要遇到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说，广东又一次面临着为全国探路的任务。“排头兵”并不仅仅意味着榜首的荣光，更多地要承担“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本报采访的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呼吁广东大胆突进，勇于创新，找回上世纪80年代敢闯敢干的先锋精神，为广东在全国率先现代化奠定一个软实力和人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