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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伟 来源：中国经营报
宏观调控正在逐步触及问题核心，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
在上海，人大、政协开始有力介入——以确保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严格执行中央既
定政策。此前，在国土资源部对各地国土系统负责人的培训会上，出现了监察部门的身影，暗示的是地方政府违法操作将受到问责。同时各地的反腐案件的爆发也是此起彼伏，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中纪委处理，和宏观调控中暴露的问题也不无关系。
事实上，要使宏观调控不半途而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抓住了问题的症结。然而，宏观调控“屡控屡败”的难点也在于此。长期以来，“政治上集中，财政上分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主要特征。1994年分税制实行后，地方财政日益紧张，政府预算从1993年的61亿元盈余立刻下滑为1994年的1727亿元赤字。此后，各省每年均有预算赤字，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粥少僧多”的情况下，经营城市成为各级政府缓解财政困境的法宝，继而发展为希望升迁的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利用经营城市大做GDP文章，显耀政绩；无法升迁的地方官员也在利用其加强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以扩大控制权。于是，土地、信贷这两个“资本故事”在中国各地愈演愈烈，中央政府的调控也往往难敌地方的投资冲动，在变相抵触中多是无疾而终。
可见，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主角”，此前的对宏观调控的历次反弹也无不肇始于地方政府。因此，宏观调控的关键还是在于约束、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纳入到“服务型”而不是“投资型”的轨道中去，达到以调控促改革、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目的。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还需要有更长远的考虑。换句话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既定方针下，必须借此次宏观调控之机重塑地方的政经关系，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否则，宏观调控必然还会是“隔靴挠痒”，无功而返。
在此过程中，地方人大、政协的职能和财政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具体而言：其一，目前各地的人大、政协远没有起到监督地方政府的职能，不然难以解释为数众多的政府越位行为。因此，未来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行为必须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其前提是扩大人大、政协成员的范围，最大程度地体现民众意愿，这实际无需过多改革，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里就可以改善。其二，由于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的是当期的，因此,长期借款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筹资的最优选择，“做五年的官，借十年的债”成了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屡禁不止的强劲动力，“风靡全国”且已被叫停的城建打捆贷款就是这种期限不匹配的产物。故而，完善地方政府的财政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量入为出的合理举债甚至发债，中央政府严格审批和监控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这既可以减少中央财政“兜底”的风险，也可以避免地方金融机构过多地被地方政府“拖下水”。
此外，加快立法进程也能从制度上为地方政府的“越轨”制造障碍。比如，《物权法》的出台就会限制地方政府违规拆迁行为，从而可以使其“圈地”运动变得成本高昂。
回首来路，两年多来，正是借助于宏观调控，中国才认清了经济运行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共识也在逐步形成。中央政府不仅开始把关注点转向了弱势群体，而且对屡次宏观调控都未真正触及的强势群体——地方政府的治理也在雷厉风行。目前，如何利用宏观调控的契机，重塑地方政府的发展路径，以完成政府的职能转变，甚至已经成为比宏观调控本身更重要的事情。
实现突破的良机已然出现，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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