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暴利产业变成低效产业 谁该为奶农破产负责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的奶牛价格开始一路走低，由最高时的两万多元一头跌至几千元，甚至这样的价格如今也无人问津。仿佛一夜之间，奶牛养殖业由“暴利产业”变成了“低效产业”。此番牛价暴跌，使在几年里大都是举债购牛的“奶农”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是谁在让这些广布于乡间的“奶农”破产？这是一个如果试图解答就要颇费周章的问题。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用了“乡间”这个词。难道这个词所指向的不是农舍、耕地和屋后畜圈的场景吗，怎么会与内蒙古大草原联系在一起呢？难道那些雪白的牛奶不是从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牛群归来的牧民少女指间淌出的？没错，那里现在并没有如你所知的牛羊成群、牧草青青、广袤无疆的原生草原牧场。

　　在内蒙古，大约6年前，就开始了一项名为“围封转移、定居舍饲”的浩大迁移运动，到2006年计划移民65万人。这些人，将告别他们世代熟悉的草原游牧生活，在散布于草原的各处建立定居村落。在已不能放牧的草场周围，是与河南、山东农村无甚差别的农居村庄。他们也将像内地的农民一样，学习开垦耕地、圈养牲畜——几乎全部是奶牛。他们的“身份”，也就从那时，由牧民变成了现在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奶农”。

　　在2003年冬天，我曾横穿草原，对这个浩大工程的前景作一个调研。其后本报提出了一个担忧——“这个看起来逻辑理由充分的庞大生态恢复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或许会产生一系列生态与经济结构上的负面影响，那将不仅背离‘保护生态，改善牧民生活，优化产业结构’的初衷，且会使原本已支离破碎的草原生态系统和畜牧业经济更加恶化”。如今看来，不幸而言中。

　　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有这样一个担忧，因为我们把握住了内蒙古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一个主要矛盾——“退牧”还是“退耕”。而其后几十万“奶农”的出现和他们的生计，与此密切相关。

　　将60余万牧民转变为“奶农”的根据，是因为判定草原已经“

超载过牧”，其生态不再能够承担日渐增长的牲畜数量。但是我们的调研认为，正是为政者一直以来的不当政策导致了“超载过牧”，而农耕的不断侵袭是最重要的一点。

　　毋庸讳言，在历史上甚至在延续至今的传统意识里，我们认为“农耕文化”要优于“居无定所、逐水草而活”的“游牧文化”。但在这块广袤的蒙古草原上，恰恰就确实不能承担向农耕文化跃进的“时代要求”，否则蒙古人不会傻到几千年不知道安稳住着种地舒服。草地开垦后一般只能种两到三年的粮食，然后不得不撂荒。按一般的估算，开垦1公顷草地将导致3公顷草地的沙化。一年开荒，二年打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几十年下大力气推广农耕，耕植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内蒙古许多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经历了“游牧→牧农并存→半农半牧→农业”的变迁过程。这种变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农田越多，日子越难过”——农田和沙化后废弃农田的面积在推进，草场则相应的越来越少，单位面积上的牲畜比例当然就越来越大，超载过牧不可避免；而开垦仍未止步，据新华社报道，某些盟市近些年增产粮食超过16亿斤，80%来自扩大耕地面积，这是不是典型的掠夺式经营？

　　就这样，直到今天，草原统统不让放牧了，建村定居种地养奶牛，牧民终于成了“奶农”。而这些“奶农”又必须耕垦饲草地喂牛，成为新的农耕者。退牧后的草原还没长好，因垦殖而来的沙地又连片绵延开去吞噬草场。在2003年的冬天，我看到这样一些数据，按照内蒙古牧区总计牧户47万多家，每户都按开2公顷饲料地计算，饲料地总面积将是95万公顷，相当于目前内蒙古牧区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2001年为96万公顷)，几乎是一万平方公里。这样的结果，能否完成将几十万牧民改造成“奶农”时的初衷？这是不是等于“以酒解醉，以油灭火”？

　　逻辑已经很清晰了，正是几十年不间断对农耕垦殖的大力推广，使草原不断地向后退缩，并终于使绵延千年的长途放牧、四季轮牧的传统畜牧业经济成为不可能(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驱动问题，比如不合理的草原产权设计和税制设计，在此不再论述)，几十万牧民逐渐被鼓励或者被要求成为定居的“奶农”，他们为解决饲草不足的问题必须又对草原进行新一轮开垦。同时，他们必须通过个人贷款来购买在当时其价格不菲的奶牛。

　　好吧，我们就认为养牛挤奶过日子不是不可以。但在达茂旗我们曾经看到，为了响应包头市“把包头建成世界乳都”(

呼和浩特的口号是“中国乳都”)的号召，要求被迁移牧民户户养奶牛。该旗一头两岁奶牛的价格约1.3万元，由个人贷款购买，要求两年还清。只养一两头显然不能维持开销，那就只能多贷款多卖牛。依种种支出推算出来，“奶农”们真正的收益前途无疑堪忧。与达茂旗一样，各盟旗的几十万“奶农”靠个人贷款、经政府的手买来奶牛，并把宝全押在了相同的一两个大的乳品企业身上。对此我们一直认为，在至今没形成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奶农”个人与企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供销契约关系的情况下，“退牧”潮中的个体畜牧业，几年间集中出现的几十万“奶农”，呈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市场销售与权益保障的弱势倾向。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兑现，乳品关税税率逐年下调，2004年后奶粉关税由原来的25%降至15%。在此税率下，采用进口纯奶粉生产的牛奶成本，比收购鲜奶低20%左右，企业凭什么不用更便宜的原料。

　　现在，果然就一下崩了盘。

　　对为数众多的“奶农”来说，牛没人买、奶产量低，如果完全还贷，相当于家庭破产。自从奶牛价格暴跌，内蒙古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很少有地方政府再谈奶牛业，这个话题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愿意碰。新华社的消息说，一些官员如今称，对现在这个局面的处理，“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再包办代替了”。

　　这个话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政治正确”，但是，这个账又该记在谁的头上？“奶农”？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