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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已被取缔的非法传销公司何以还魂再布“连锁”迷局？
●滇东北小城昭通，数万外省人发财梦的破灭
昭通，滇东北一座小城，自2003年始，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参与其中的人透露，至今，仍然有不少于5万人在这座小城游逛，来到又离开的，则无法统计。
所有外省人为一家虚拟的公司而来。种种证据和迹象表明，这家被称为“深圳文斌”的虚拟公司在昭通所做的业务是“拉人头、把人当商品”的非法传销。
来自云南官方的消息，像“深圳文斌”这样的公司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城市不止一家，所破获的案件表明受害人已波及十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前不久，记者深入云南东北，隐身于从事非法传销的人员之中，在线人的帮助下，亲身接触到所谓的高级人员，调查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证据材料。
云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的一位办案人员说，所谓的“深圳文斌”不过是一家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被国家工商总局取缔的非法传销公司，瓦解后分散为无数个支系，在全国各地打着“深圳文斌”的旗号蒙骗钱财。
亲朋举家赴昭通
“把所有的钱都带出来了，希望能挣到大钱”
尹家福翻遍口袋，掏出了103元4角，这是最后的一点钱了，如果他再拉不到下线，如果下线也拉不到下线，他和妻女数天后不得不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
“王胜利走一个星期了，该有消息了”，他想打一个电话给王胜利，王是他的上线，“走前已经联络好了一个人，他是村长呢，别人都听他的。”
妻子马桂花撇了撇嘴，对尹家福抱有的希望不屑一顾，她昨天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妈说，王胜利在村里名声臭了，人家都说是拉人搞传销，是非法的，都不来了。”王没有回去之前，马桂花曾想动员老母带几万块钱过来。
表弟张长生一屁股坐在墙角的被褥上，闷头不吭声。尹家福觉得对不起表弟，是他从几千里之外的老家喊来的，带了3.8万元钱，表弟是他的下线，更不如他，已经身无分文。“除了王胜利那里，还能叫谁过来？”他像是跟表弟说，又像是和另一边的表哥说。
“还能找谁？我们认识的人差不多联系遍了，人家都不来。”表哥杨金明接了一句。尹家福从河南省南阳的老家带过来的有10人，都是他的亲戚，挂在他的名下，是他的下线。
表弟没有吱声，几个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王胜利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一个从5月底以来召开了多次的小型会议，地点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珠泉路附近的一处出租屋内，议题为“如何从熟人中拉人过来做下线”。是走？是留？屋子里的人都把脸朝向尹家福，希望他能尽快作出一个决断。
尹家福和妻子马桂花是被王胜利一个电话喊来的，之前，他携妻带女从河南老家跑到重庆找生意。“做建材，那是真的做建材生意”，尹在老家一个集镇上开的商店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他在2005年11月关掉了铺面，“把所有的钱都带出来了，希望能挣到大钱。”
王胜利突然在年末给尹家福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云南这边生意好做，特别是建材，搞西部大开发，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尹家福撂下电话，带着家人直奔云南东北角这个叫昭通的小城，“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来了一看，哪里有啥建材？”
河南省南阳市一个村庄的一村之长王胜利，朝着翻山越岭投奔他的村民尹家福嘿嘿笑了笑:“这里没建材生意，倒是有更发财的生意等着呢，挣大钱啊，几百万，上千万！多得你想花都花不完。”
国家默许的连锁部队？
“把大量闲散人员转化成连锁部队，建设、开发大西部。”“我们做的是连锁经营”
2006年5月底的一天，尹家福在10位亲朋催逼着他这个“领导”做决定的时候，想听听同是老乡，一位据说已经发了财的人拿拿主意。
那人姓吕，尹叫不上他的名字，据说是“高级经理”了。“吃的住的都和我们不一样，住的是专门的经理室。”尹露出很羡慕吕的样子，“他们说一个月至少挣6万。给下面人发钱都是用袋子装现金，每月8日点一次。”
尹家福算了算，他如果做到像吕某那样，至少还需要有300个下线。他摇摇头，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无限遥远的数字。
昭通市政府侧旁有一个市民广场，图书馆楼下的方舟茶楼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清茶两元钱一杯，满茶楼是操着河南、湖北等地口音的外乡人。尹家福挑了一个位置，静等吕的到来。“他是河南内乡人，听说在家生意做得很大”，尹以他为榜样，“黑白两道都通的。”他听过几次吕的“课”，以吕为老师。
那位传说中的吕姓高级经理姗姗来迟。50来岁，河南普通话蹩脚得像是昨天刚学的。“我是被朋友以修建两个标断的高速公路为借口，从老家忽悠过来的。”吕开门见山，不避讳起初的尴尬，“来了一看，哪里有高速公路项目？”13个月前，吕说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听了几天“课”，决定留下来，“这是个发财的事。”2005年5月28日，吕正式加入了“宏大的事业”。
“这看着像传销，其实不是”，吕压低声音说，“这是国家为了抵御外货，培养的连锁部队。”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你们看，这是昭通1860发的。”
吕手机上的短信内容是:“21世纪，我国已从社会经济-知识经济过渡到智能经济，智能经济中央政府尚未公开。重大原因:一、关于第三次世界经济大战，二、涉及到我国经济平衡发展，三、大量工人、农民就业问题，四、国家治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必须采取重要措施，封闭西部连锁部队运作的实质性，对内严格培训，对外加强保密！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1860转发。”
“我开始也是感到晕乎乎的，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吧，我理解着如果是传销，昭通市当地为啥不打击？这里有10来万外地人在这里居住，他们难道不知道？”吕说他在参加高级经理会议时，得知昭通在2003年就已经有人在做这项“事业”了，“最早只有104个人，到2004年8月就发展到了几万人，2005年我来的时候到了八九万人。”2006年初，有3万余人分流到了云南、贵州交界的其他城市，在六盘水、攀枝花、曲靖都有分布。
吕认为尹家福应该坚持把这个“伟大的事业”做下去，既发财，又能帮助国家“抵御外货，抵御WTO”，是发财赚钱利国利民的好事。“这是中央政府同意的，让下边在西部暗箱操作的。把大量闲散人员转化成连锁部队，建设、开发大西部。地方政府知道这个事情不打击，是默许的。(不然)这么多人成天在街上转悠，当地政府能不知道吗？”
“我们的公司叫深圳文斌贸易公司，是经过国家工商部门批准的”，尽管吕信誓旦旦这项“事业”如何伟大，但他说从未见过公司的任何文件和营业执照等法律文件，也不知道公司的办公地址在哪里，但他深信:“我们做的是连锁经营，不是非法传销，可以叫做直销吧”。
穿“天星”牌劣质西服的外省人
“我们不卖产品，就是拉人头”
尹家福的表弟穿着一件“天星”牌西服，他抖了抖衣服笑笑:“交一份钱就有一套西服，还有一个高级公文包，一条领带，一件衬衣。”一份钱是3800元，但是即便交了10份、20份钱，很多人拿到的也只是这样一套，“其他的都不给了，这一套是行头。”
昭通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穿着“天星”牌劣质西服的外省人。每天早上，这些从乡下、小镇、县城来到这里的一群群的人，把西服弄得笔挺，踱着一双沾满了泥巴的、乡镇集市上几十块钱买来的皮鞋，夹着装满了复印来的“业务洽谈手册”，先钻进珠泉路、凤凰山下的一家家街边小铺，花一两元钱吃了早餐，用手抹一下油嘴，昂首出门，这些装着“发财梦”的“老板们”的工作的一天开始了。
他们先回到没有床的住处。“浙江人是有床的，他们有钱。”尹家福羡慕地看了看摩托城的方向，那里的出租屋住满了从浙江来的人，他很想弄张床，好让小女儿和妻子不再睡地板，高原小城的天气即使在夏天，夜晚也会冷得难以忍受。
“老板们”席地而坐，一般是十个人、二十几个人一组，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从会议开始了，通常，这些人都是一个体系内的。主持会议的人是体系内的头儿或者分支的头。“我也主持过，因为我是我们这些人的头”，尹家福讪笑了下，“其实就是读一遍业务洽谈手册，大家商量下如何把认识的人拉过来。”
“业务洽谈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卖“产品”、积分、晋级。“一份产品3800元，每人可以买10份最多可以买20份，交钱后可以获得一个营业编号”，尹家福说，买多少份下面就可以有多少个下线，“拉来的下线和下线卖出去的‘产品’，都有提成。”整个销售奖励体制被他们称为“五级三晋制”。据说如果能做到最高级别，向公司交3800元钱，就可以领到380万元。
他们销售的“产品”其实是人，所谓的服装不管交多少钱只有一套。
每个人先把自己认识的人列出来。同学、同事、老乡、一起做过工的人、表亲、直系亲属，等等，有的人甚至列出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然后，每人再把列出的人和自己的关系，所列人的背景、资金实力等一一讲出来，由大家来打分是否向这个人发出“邀请”。“我们每天都要列一遍，讲一遍，重复了很多次”，尹家福说，他后来实在没有可以列的人名单了，因为他认识的人绝大部分在家乡那个小镇上，“我可能把老家上小学的一些孩子的名字也列出来了。”
名单被大家讨论，有的被否定，有的被认为可以发出“邀请”。接下来，大家会集体想出一个“理由”，如何能够让理想人选来到这个小城。“做建材”、“修高速公路”、“办厂”、“工厂招工”等等理由被重复使用了无数次。总之，不能告诉真相。
越来越多的人被“卖”到了这里。“我们不卖产品，就是拉人头，电脑网络加人际网络，说白了就是融资。像盖房子一样，几个人今年把钱拿给一个人使，明年再拿给另外一个人使。”吕某给尹家福做了他认为的最合理的解释。
吕说，他从公司高层那里得到的消息，将来会有产品销售，“我们先把阻挡WTO的人墙做起来，就可以销售产品了。”
到深圳去，到深圳去
所谓他崇拜的去了深圳的“高级经理”，可能只是在昆明等周边城市遥控指挥
每月8日，是“深圳文斌”在昭通给购买了西装的“老板们”发钱的日子。“一大捆现金往桌子上一堆，点现钱能刺激下线卖力做事。”吕说到钱，显得很激动。
“争取明年的春节在深圳过”，陕西人韩松对尹家福说这话的时候，同样是在那家方舟茶楼。韩自称曾经是陕西省汉中市一家报社的记者，后下海做粮食生意。“今年年初，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昭通有1万吨稻谷，问我要不要做这笔生意。”韩松匆忙跑到昭通，一粒稻谷的影子都没见，“我现在不恨那位朋友，他骗我来是发财的。”那位拉韩松来的汉中人是被一位河南淅川人“彪”(陕西话，骗的意思)来的，此人曾经在汉中卖过多年道口烧鸡，转身变成了“经理”。
骗人到云南发财也成了韩松后来蒙骗别人时心里的安慰药剂。“骗人发财总没错吧”？他说自己拉来的人也都很能干，已经彪来了300多人，做到了第四个级别，“再往上走一级就好了。”
韩松到昭通半年，骗来的人还都没发到财，就连他自己，也尚未挣回全部的投资，虽然名下下线很多，可有一些却是自己借别人的身份证花钱买的份数。“这样能使自己级别提高快。”他用了正在西安上大学女儿的名字和妻子的名字各花38000元买了20份，加上他自己投的钱，共花费10几万元。
“我是现在昭通的文斌公司最高级别的领导了”，一位自称姓曹的人在尹家福再三联络下，答应亲自向尹面授机宜一次，曹说他原来是河南省内乡县城管稽查大队的头，“手下100多号人呢。在家的生活也不错，有车开，不缺钱。”
2005年4月，曹来昭通转了13天，下决心投钱做这项“事业”。“我做得很快，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做到了高级经理了，本来上个月就应该去深圳的，可是这边的体系需要再管理一段时间，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就过去。”曹炫耀着上月去深圳的荣光，“我去公司看了一下，很大很正规。公司将来会对我们这些高级经理提供培训，学习驾照啊、公司管理啊，对人生是一次再提高，也可以在公司领一笔钱，去做别的生意，也可以到更高级的网络里去做。”
“你见到公司老总了吗？”尹家福问曹道。
“我没见到老总，但我见到更高级别的人了，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是合法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公司在深圳哪个区，电话号码多少，也不能告诉你公司法人代表是谁，这个事情是秘密的”，曹谨慎地回答尹，“反正这个事情是合法的。”
曹坚定认为是合法的“事业”在他自己开始做的时候，也遭到过约不来人的难堪局面。“我开始约人就直接给人家讲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都说是传销，没一个人干，约不来人。后来只好编些理由让他们来，骗他们来。”他掰着指头数了数，“现在，我的体系内，有大学生，也有国家干部，一个湖北省荆州市的处级干部，一个河南省邓州市工商局的科长，都在昭通是我的下线。”
曹最后告诉尹家福:“已经有28个省的人在昭通做这事，你就继续干吧。”
韩松在茶楼与尹道别时说，当天夜里有两个从湖北荆州来的人，还有几个福建的，他得抓紧给他们“洗脑”。“来的人不能让他们跑了，要不我何时能去深圳呢？”
韩松可能还蒙在鼓里，所谓他崇拜的去了深圳的“高级经理”，可能只是在昆明等周边城市遥控指挥。尹家福费尽周折搞到了一些深藏不露的“高级经理”的手机号码，经查询，这些号码大都为昆明的全球通、神州行号码。
“去深圳”可能是抛给底层“老板们”的一张诱人的大饼。
出重拳的时候到了
市委、市政府的态度是“坚决打击”，但同样无奈，“如果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到其他地方
尹家福决定前往昭通市工商局咨询，自己正在从事的深圳文斌公司的“事业”到底是不是传销，当地政府是否真的背后支持。他在一天下午来到距离住处不到500米远的昭通市工商局公平交易科时，该科的姓张的科长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我可以说，昭通市委、市政府对这个事情是持坚决打击的态度，杨副市长亲笔做了要严厉打击的批示”，张科长放下正在开的会议，将尹带到另一间办公室，拿出了一份文件，他在手里晃了晃，“实话给你说，我们正在开的会就是布置打击你们这些非法传销的。对于非法传销，我们一直在打击。”他拿出一份简报，指着其中一页给尹家福看，那是2005年10月，他们对深圳文斌公司在昭通的非法传销的一次打击行动总结，昭阳区工商局和公安局合作抓获了两个高级传销头目。“我们做的调查工作还处于保密阶段，不方便透露。”
尹家福掏出手机，递给张看一条短信:“我今天在云南日报上看到，副省长邓先培指出，对目前昭通出现的大批流动人口要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他(它)将给这里的经济带来一次大的飞跃。”许多在昭通的深圳文斌的“老板们”都收到了这条短信。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来这里咨询的人了，这是他们那些人通过手机给你们群发的短信，这种短信多了”，张科长看了短信后笑了，“邓先培是昭通市委书记，不是副省长。”
“那条短信是荒唐的，绝对不是党委、政府发的”，尹家福又去找昭阳区委，副书记曹阜忠接待了他，曹看了短信后也是笑了笑，“你们那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我们是知道的，对于每个人的身份证资料，公安部门都有大致掌握。昭阳区城市人口不到20万，一下子来了几万人，我们能看不出来？我们近期肯定安排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我可以表明党委政府的态度，坚决打击非法传销，决不姑息。”
尹家福有一个疑问:“既然要打击，可为啥这么多年了，来这里的做传销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呢？”
公平交易科的张科长听到这个问题一脸复杂表情:“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咨询，我们只能劝诫，他们在这里又没有证据表明在做非法的事情，又不能抓，真不好搞。”
张觉得很无奈:“我们和民政局搞了个救济基金，给他们买火车票，让他们走，可是不能跟他们很远啊，他们往往在昭通上车，在下一站下车再拐回来。”因为没有直接的物品交易，所谓的“深圳文斌”在昭通无办公场地，“高级经理”行动诡秘，“很难掌握他们犯罪的直接证据。”
“这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上当受骗，我们不能让更多的人受骗了。这样下去对昭通当地的经济、社会稳定是会造成影响的”，昭阳区委副书记曹阜忠认为，出重拳的时候到了，但同样无奈，“如果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这些人也是从云南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
“文斌的体系多得很”
“一切都是虚拟的，公司是，产品也是”
“我家16个人在这里做，闺女、老婆、两个弟弟、弟媳的全家”，尹家福多番联系，他所在线上的最高层李景文答应见一面，李仍然像另几位“做得不错”的“高级经理”一样劝他做下去，“国家支持这个行业，昭通是个试验田。如果不承认这个新鲜事物，想挣大钱不容易。”
李景文自称原来在河南省内乡县供销社上班，接触过很多“成功人士”:“像南阳市一个工商银行的行长高东胜，在这儿做了一段赚了几百万，回去开的卧龙大酒店。”
李景文很骄傲:“我们家现在有三个人去了深圳，我已经住在经理室。在昭通，我算是最高级的了。再往上走就是去公司，可以说，在昭通，文斌的体系多得很，河南人多得很。我如果过公司去，公司老板会亲自接待。”
但他并没有到过深圳，他承认，只是在2006年“五一”前，去往昆明参加过公司的一次大型会议。“那是在昆明毛家饭店吃的饭，有七八十个人，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公司的一位副总出面请的客。”
李景文回忆起被老总召见的荣光，从云南、贵州、四川各地云集昆明的七八十个传销头目“共商大计”，图谋更大的“市场”。“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前后两天时间。跟上边高一级的人讨论下一步的工作，让他们给指点指点。”他说那是第一次接触到公司老总，虽然以前曾经上交过数百万的钱。
对于为什么没有去深圳，李解释说:“那么多人，要买很多机票，公司受不了的”，但他又说，“深圳文斌公司自身资产上亿，每年的利润都是上亿，至少几千万，很有实力的。”
尹家福问:“见到公司老总了吗？是谁啊？”
“公司老总是陈总啊，那是总裁，我还没到见到他的级别。分公司的几个老总我见过，吃饭的时候，公司余文杰(音)副总裁会见了我们，我见了。在全云南，我们有27个分公司。”李景文说，余文杰应该是在云南的最高领导。
李说，他处理完“家中事”之后，将前往深圳。
“余总说了，深圳文斌贸易公司绝对是一个正当的、有实力的公司，和社会上的传销不一样。我们搞的是多层次的直销，下设了多个公司，服装厂，有很多企业，各个厂都按照订单生产，有24家企业。”尽管李景文如此认为公司很有实力，可他也曾经很“虚”过，“开始也觉得这是一个模糊的行业，看不见，摸不着，我当时确实虚啊，虚得很。”
李景文觉得“虚”的原因是:“一切都是虚拟的，公司是，产品也是。”
虚拟公司敛财大网
“如果这公司是假的，那么多钱弄哪儿去了呢？”
“我可以透露的一点是，对李景文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云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的一位办案人员说，“我们的侦查人员已经深入到他们的体系中，其他的传销头目也被我们掌握了。李景文并不是那里的最高层头目。”这位办案人员说，所谓的“深圳文斌”不过是一家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被国家工商总局取缔的非法传销公司，瓦解后分散为无数个支系，在全国各地打着“深圳文斌”的旗号蒙骗钱财。
云南省工商局经济调查总队的几位处长与公安厅的几位处长一起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层的召见。“我们正在商量办法，不打击不行了，成灾了。”总队的张队长很郁闷，“仿佛是一夜间，云南全省各市都出现了大批非法传销人员，越打击越多，这是为什么？”
张队长亲自参与过几次打击行动:“有的是珠海××公司，有的是美国××公司，各种名号五花八门，打着深圳文斌公司旗号的最多，分布面积也最广。”他分析了各地非法传销的背景，“这些公司都不存在，都是虚拟的。”
无办公地点、无任何法律批文的“虚拟公司”在云南遍地开花。“我们将出台一个打击方案，全省会有一个统一的行动。”张队长说，“不打掉这些‘公司’，不知道还要被他们卷走多少钱。”
尹家福一开始就怀疑公司是否真的存在，韩松等人也曾怀疑过:“我上网查过，说是这家公司早就被取缔了。”韩松找上面人询问，谁也说不清楚，一会儿说是贸易公司，一会儿说是制衣公司，“反正谁也没说清楚过。”
吕某虽然级别很高，但他也是对公司背景懵懵懂懂的，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昭通的下层参与非法传销的人，更是对“深圳文斌”一人一个说法。
“如果这公司是假的，那么多钱弄哪儿去了呢？”尹家福说，仅是通过他自己的手，就有数十万元上交给了上面的经理，可经理再把钱交给了谁，他就不知道了，“在昭通的少说有5万人还在搞，大部分是花了38000元买了10份的，好几个亿啊。”他们所发的“业务洽谈手册”上写着“45%的销售将作为公司利润”，如此计算，被“虚拟公司”卷走的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在“虚拟公司”的操纵下，那些做着发财梦的，身着西装的“老板们”的梦在一个个破裂。“很多人都走了，一分钱都没挣到的大有人在，没钱了只能卷铺盖走人”，尹家福掏出一份他们的体系图，“这个体系中，有很多个分支，现在只有一个分支还在活动，其他的分支的人都赔完了钱之后回家了”。
尹家福苦等的王胜利那边没有传来好消息。“他不会来了，刚打来了电话，他放弃了。”尹显得很低沉，最后一根稻草化成了灰烬。
在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多番咨询之后，他决定再次召开家庭会议。这次的讨论不再激烈，经过差不多一天的沉闷之后，他、妻子、表哥、表弟等所有在昭通的亲属，所有在昭通的他的下属，做出一个痛心的决定:自认倒霉，赔几十万元钱。
尹家福觉得无颜回家。“本来是带着他们来发财的，可赔得一干二净，家里都欠了一堆债。”他准备带上亲人们去往东南沿海的一个城市，找一位亲戚借些钱，在那里，开一个小吃店，养家糊口，聊以度日。
(为保护提供采访帮助人的人身安全，本文隐去了部分人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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