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尼系数与拉美化之辩 市场经济放大贫富

　　本报记者 陈小莹 发自上海

　　0.47，这是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

　　而在中国之前10多年经济起飞的一些拉美国家，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左右。“拉美化”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动荡和高犯罪率等阵痛会否影响中国，成为时下热门 话题。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召开会议。这个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了全面部署。

　　在这根弦被中央适时拨动的之后，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差距加大会不会导致“拉美化”等问题也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市场经济“放大”贫富？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横向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略低。”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

　　中国在2000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 0.47。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9，不仅总体上差距不大，在城市及农村内部也相当均等。

　　“那个时期之前，我们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国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20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有专家认为，新要素介入到收入分配中是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

　　收入差距：“资本VS劳动”

　　但伴随着市场化进程，有数据显示，我国生产函数中资本要素的增长速度是劳动要素速度的50倍。

　　“如果只按照要素进行分配，过分降低按劳分配的作用，则资本所有人和控制资本权力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一般劳动力报酬。“这是市场经济本身对于效率的追求在初次分配上造成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顾严说。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形成了运用非市场化的方式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会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

　　而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作为颇多，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在加紧修补立法中的漏洞，巩固市场经济的成果。

　　李实则进一步指出了另一些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与市场经济无关的因素。

　　“比如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二元化结构，这与市场化的关系不大。”在1978年，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达到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而到了2003年扩大到3.23：1。其间虽然经历了几次缩小和扩大的过程，但是总体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比例。

　　再分配的“反向调节”

　　“政府的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调节方式。”顾严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运用税收杠杆进行二次分配调节的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相对比较薄弱，而且从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一点在城乡之间的个人税赋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国家的税收实际在起到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农业税未免除前的，包括各种收费项目在内。

　　此外，对于高收入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等也暴露了政府在再分配上的调节不力。

　　“比如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已经很明显，但在由政府主持的再分配中，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资源又向他们倾斜。”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康晓光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用于城市居民的人均财政支出是用于农村居民的5倍。换言之，在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城市居民得到的是农村居民的5倍。

　　“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李实提到了另一项在客观上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产生影响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地方公务员的收入取决于地方财政收入，同样职位在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

　　此外，收入分配的差距还存在于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中。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华民看来，像石油等属于行政性垄断的行业，由于政府不允许其他渠道进入这个领域，所以其垄断利润通常会更高，而在调控时应当列为重点。

　　2006年3月26日，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将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

　　“加征资源税是政府扩大在垄断行业再分配的参与度。政府有责任利用再分配手段，缩小差距。”杨宜勇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的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上，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都是政府应该作为的领域。

　　除此之外，如何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则要依靠较为成熟的工会等组织，并加强职工对于收入的谈判意识和谈判能力。曾去基尼系数为0.23的邻国日本考察过的杨宜勇,对于日本企业内职工的谈判能力和成果印象深刻，“他们私营企业日立的老板和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只有三倍。”

　　会不会“拉美化”？

　　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增加、收入加速分化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既有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范例，也出现了如部分拉美国家等经济速度放缓、甚至下降的情况。”顾严说。

　　美洲

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则这些拉美国家已经高达0.6。

　　“拉美化”不仅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代名词，更意味着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而带来的官僚腐败、政治动荡和犯罪率上升。

　　“我觉得中国和拉美这些国家的发展路径还是不一样的。”李实从发展路径的角度分析说，我国的土地所有制相对分散，资本结构上对外资的依存度也没有拉美国家这么严重，虽然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是“拉美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而在唐晓光看来，我国目前基尼系数持续增长、既得利益阶层同时垄断财富和权力的现象确实与“拉美化”有不同之处。但中国农民普遍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过剩的农民工可以从城市返回土地，不存在会有大量失地农民的情况，从而避免了经济波动对城市造成的压力和“拉美化”社会动荡的严重恶果。

　　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从统计口径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统计都低于0.4，“这就是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

　　“其实，中央召开这个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会议之前早就有了方案，会议主要就是为了作动员。”杨宜勇认为最高决策层早已关注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