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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
编者按：
香港与广东的合作持续了几十年，其标准模式是“前店后厂”。不过，随着珠三角的发展面临转型，粤港合作正在出现微妙变化。广东省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从今年起，
将省内的工业转向高增值发展，不鼓励高污染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建厂。而7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也让广东地区的港资企业感到压力重重。港资企业在珠三角的尴尬现状，何尝不是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一个缩影。
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困
《中国经营报》：7月1日起，深圳最低工资的标准将上调到810元/月，这对很多企业来说无疑提高了成本。根据相关数据，很多“三来一补”工厂的利润都是从低廉的劳动力方面获取的，这里面就包括很多港资企业。你认为这次工资上涨是否会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陈耀：大量中小企业依靠低成本的人工来支撑。工资成本的提升，对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考虑尽可能从其他方面消化成本，而非用廉价的成本。
成建三：企业招不到工，就会提高工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珠三角已经有很多地区把最低工资提高到900元或1000元/月，远高于这里规定的810元/月。工资的提升，对产业转移也会带来一定的促进，例如由于沿海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向内地转移，这也是件好事。
乐正：工资是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反映，大量低收入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里争抢工作岗位，从而造成长期的低工资。但这种现象已经在“民工荒”面前受到了挑战，提升工资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素质。这方面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经营报》：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香港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刚刚对成员单位结束征集意见。其中，不少港商都对增加‘合约期满经济补偿金’一项发出质疑，因为有港商计算，规模千人的企业，一年仅此一项支出可能就要超过45万元人民币。有人预计会有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港资企业有可能倒闭或者撤退，你认为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乐正：许多人担心：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因为承担不了人工成本而外迁。但在我看来，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行不仅不会影响区域企业的外迁和外资的进入，而且还会因为企业责任的增强和劳动者的勤奋，吸引高素质企业进入，进而提高企业及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从深圳来说，本身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先发优势。招商引资、高新技术孵化、物流、资本市场等方面都是外资所看重的。所以只要利用好这些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应该还是乐观的。
成建三：较低的工资标准，只能把其他地方的淘汰企业吸引进来，而将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拒之门外，甚至成为低端企业的洼地。这种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产业发展，虽然对于保持和扩大就业增长有利，但从广东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提升素质应该成为未来广东就业增长的主导。
陈耀：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大部分真正有竞争力的港商是能在这个环境生存下去的。
“环保门槛”倒逼企业迁移
《中国经营报》：除了成本上升导致的迁移，广东省加强环保治理也增加了港商迁移的机会。例如最近深圳等地区对一些污染大的企业不再续约，限令尽快撤离广东。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港资企业。你认为这种短期行为会引发什么问题，尤其是对广东这种长期以出口导向为模式的省份来说？
陈耀：早年珠三角经济主要靠港资拉动，这些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这种不给予企业充分的时间就关闭淘汰的行为，对广东的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十一五”规划讲求科学的发展观，沿海的发达城市应率先发展，所以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步退出可以说是一种趋势。但是不能过于急躁，不能过多地用行政手段强行处理。而且如果关闭或迁移规模过大的话，对广东的经济会产生影响。
成建三：目前值得重视的是，随着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珠三角将有大量企业外迁。现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做法，例如东莞也会设立一些产业转移园，政府出资引进环保设备，让这些企业集中治污，这是比较好的做法。而东西两翼地区，也做好了接收这些污染企业的准备。但是企业的转移有个过程，如果看做是短期行为，不留出相应的时间，对广东的产业调整是有害无利的。
《中国经营报》：那我们应如何调整环保压力和高污染企业之间的矛盾呢？
陈耀：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污染企业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所以，对于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要和当初早期招商的姿态一样，要人性化，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成建三：接纳这些产业的偏远地区和山区应考虑如何避免再度发生环境污染问题。举例来说，广东某市为了承接陶瓷产业转移而设立的工业园区，就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环境容量实际上已经接近极限，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失控。
外迁的多重成本
《中国经营报》：港商迁离珠三角，将会带来哪些问题？ 港商最担心的是什么？
成建三：港商对珠三角的制度环境比较熟悉，已经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进入一个陌生区域，意味着制度成本的不可预测。所以说，转移后土地、人工等显性成本可能很快降了下来，但仔细一算账，隐性成本可能会上去。例如物流方面、金融配套服务等，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周边地区中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缺乏、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技工供给等，也是企业的另一个担忧。
陈耀：珠三角内部已经形成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和生产性服务支持，包括市场、产品检测认定、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商务配套等。而且珠三角的地缘优势也是一直存在的。长期的合作已经使港商和这片土地形成默契，让他们另外寻找新的地方重新适应，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乐正：像深圳、东莞这些城市，发达的民间金融已与企业产生共存关系。如果迁移到中西两翼等欠发达地区，可能由于民间金融的欠缺会造成短期融资困难。
《中国经营报》：政府在引导企业迁移方面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耀：上面也提到了，政府想短期达到目的是不现实的，应给企业留出准备的时间。政府在引导企业迁移的时候，应作相应的研究。即企业的撤离成本，对当地环境当地经济的影响等等。
成建三：从经济规律上说企业更愿意呆在珠三角，期望通过珠三角产业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东西翼地区落后的现状，可能只是政府一相情愿的想法。但作为均衡各方利益这样一个角色，政府应在制定政策时研究转移的半径，因为相关的产业可能不会转移太远，转移得太远，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丧失更多。所以，应该把那些企业转移到与珠三角近水楼台的肇庆、清远、河源呢，还是迁移出省，政府应给予企业一些指导和建议。
《中国经营报》：可以说，这一轮由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产业转移将会长时间存在，而与港商的磨合期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在这样两难局面里，港商应该如何突围，能否给出一些建议？
陈耀：从整体上来说，政府不应过多地使用行政指令，甚至应该拿出一些资金来帮助企业。政府方面可测算一下扶持的成本，补贴一部分的治污成本，也算是对这些港资企业的回报。
乐正：如果在短期内就作出相应的决定，相信无论对深圳还是香港来说都是具有伤害性的。这些年深圳一直注重加强与香港的融合，进一步促进深港经济一体化，深港合作领域从“三来一补”的合作已逐渐发展到基础设施、环境保护、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等领域。深港基本实现了资源、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的互补，这种优势应该发挥下去，才能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所以，广东和香港都应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当年是“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那如今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
成建三：珠三角的8万多家港资企业大多属于规模小、技术薄弱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珠三角的港商虽然站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底端，但香港却在与珠三角的利益分配中拿了利润大头。不过，现在的格局随着广东省的产业调整发生变化，港商也应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迎接这一波的转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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