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婚纱

　　采写：刘小萌 口述：张玲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一

　　我出身在一个资本家家庭，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三年级，迎接少先队十年大庆，要选代表上人民大会堂，还有毛主席接见，听说这消息，别提多振奋了。同学们都以为会选 我去，因为我拔尖啊。结果批下来之后，是两个出身好的同学去了。人家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出身，这次不让去人民大会堂，才意识到自己出身不好。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清楚，回家时我爸正挨那儿坐着。在这之前，人民大会堂刚建完还没开放的时候，组织工商业人士参观，我爸也兴冲冲地去了。回来以后还给我讲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钉子鞋，怕把地板碰坏了，干脆就提了着鞋，光着脚走了一圈，特新鲜。我当时还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不让我去。”等到我告诉他“去人民大会堂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时，我爸看着我笑着说：“没关系，长大当上劳动模范就能进去。”

　　1967年我在中学闹串联回来，学校说要“复课闹革命”，接着给毕业生办学习班，动员上山下乡。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最后报名去了内蒙土默特左旗，那是1968年9月。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她分给你点工分那不可能啊。

　　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的十个鸡蛋，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的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去的，好像内蒙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过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救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刚小，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本来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故我。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过月子有吃一百个鸡蛋的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十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般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种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们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玲了。

　　71年秋天有了点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几个孩子上。“文革”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人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

　　二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二个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80年5月我到厂子报的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一直到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8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营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三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高的跟个低的，大家一个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的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白毛风天遭的罪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吉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80、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证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两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的挺容易，到我这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8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呆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我们原来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我是在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踏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的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你没在那盖房，拆迁也没你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三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为了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单位他不给你落户口。我开了证明，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的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个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就决定回内蒙。我是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个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们就没有欠帐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 。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四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又落实回来，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那间公房到底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70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寄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 。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标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 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300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映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 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也曾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