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大胆的中国商人正在涉足“军工产业”，他们不断地尝试把“军民融合”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回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超级武器发烧友贺增林抄起一支火箭发射筒，对着自己办公室的墙壁遥遥比划了两下
。这可不是普通模型，除了缺少几个关键部件外，几乎就是个“真家伙”。
为这种便携式地空导弹武器提供作战指挥系统是西安天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我们的产品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 退役军官、贺的助理张发群骄傲地说，贺任该公司总经理。
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贺增林还没有从其“军火生意”中拿到一分钱利润。5年来，他掌控的企业集团在军工业务方面投入累计已达9000万元人民币。而整个集团2005年营业收入也不过8150万元。
2001年贺增林拍板启动第一个军工项目时，公司内部会议上一共评估出了64个风险。很多股东对贺的想法并不看好。
此前，贺创建了西安信风网络工程公司，并依靠经营教育类电子产品迅速发家。但信风在此领域并不具备特别优势，继续走下去增长潜力有限。
而就在1999年，成都国腾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研究所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为了应对军方组织的一次项目招标，以各自的优势相联合进行投标，中标后立即合资成立了国星通信有限公司，这被看作是中国首家高科技民品企业进入军品领域，此事大大刺激了贺增林。
陕西与四川，是中国两大军工生产基地。贺增林也曾为陕西丹凤县老乡介绍过几个军工项目，尽管最终都没有成功，贺却得以在这个过程中思考军工科研院所成果转化方面的弊端以及政策走向，他隐隐觉得涉足军工领域可能是一条出路。
“我当时还是看到了一个希望，”力排众议的贺后来回忆说，“即寻找民用与国防的结合点。”
信风在电子产品方面的基础就是贺增林认为可以拓展的结合点，他把未来主营业务定义为“军民两用电子系统工程产品的研制和生产”。“电子技术是军民融合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如果形成军民两用的产业布局，至少可以屏蔽军品订货周期长、专用性投资闲置率高和退出门槛高这样的风险。”他说。
更重要的是，贺认识了几个军方的关键人物，得以了解军方在防空导弹指挥系统和低空雷达等方面的最新需求，并找到了进入路径。“民营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发展，建立军方的人脉关系网非常重要，”另一位也生产军品的民营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至少在透明度方面，没有军品市场的信息渠道就不可能冒险进入一个漫长的科研投入期和样品试验期。
贺当时的一个赌注是五年内将出台更为宽松的政策，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行我们把成果卖给研究所，或者为武器生产厂家做配套，怎么也不至于血本无归。”
希望
2002年是贺增林所度过的最黑暗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技术进入攻坚阶段，大量资金投入没有见到回报，其它几个充当“血库”的分公司背后也有意见，而保密认证、质量认证、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这至关重要的三证申请工作进行也不顺利，关键时刻，一位副总以出差的方式离开天伟，随即带着部分技术另投他门。
更大的打击来自父亲的去世，贺的父亲是位老军人，贺说“我们之间很默契，他给我太多太多的精神支持。”父亲的离去让他内心异常孤独。
贺的助理张发群就是在这一时刻见到这个四面楚歌的未来老板。张刚刚从西安卫星发射中心某领导岗位退伍，他与贺相约在一个小面馆见面，下午两点钟，贺匆匆赶到，第一句话是“你吃了没有？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还没吃呢。”接下来贺要了一碗面，加了两个荷包蛋，边吃边聊。话题很宽，聊他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带弟弟进县城的情景，聊他初次做生意就被窃贼偷了个底朝天的经历。在结束这场略显空泛的对话之前，贺轻描淡写地说“眼下有些麻烦，但比我预想的还要少一些。”
贺为此不得不投资一些能够快速赚钱的项目。他先后成立了一个照明设备公司和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是为了补充主业临时设立的，主业上轨道之后可能会砍掉这些枝蔓”，贺解释说。2004年，他把旗下的五家公司整合成了西安天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如果不选择这条路，老板的日子会舒服很多。”贺的一名下属坦言。
“明明是搞实业的，但我们公司的名字却挂了‘投资’两个字，因为暂时来说另外几家公司扮演了天伟‘血库’的角色。”贺解释称。进入军工领域让天和在地方上很受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更容易取得贷款。
“2005年之后，天越来越晴朗了。” 贺增林慨言。
在2005年以前，民营军品生产还处在“只做不说”或“少说”的氛围中。2004年8月，《中国企业家》曾首次报道《“闯入”军工大院的中国私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中第6条专门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这条原则性意见让“从军”的民营企业透过玻璃门看到了自己“名正言顺”的可能，而4个月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颁布，又把这道门推开了一条缝。根据该《办法》，民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正式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
这恰恰到了贺增林所预测的“五年内政策更加宽松”的临界点。他果真挺了过来，2005年天伟接到了几项军方订单，贺没有透露订单的具体数目，但预计2006年下半年军工产品可以带来正向的现金流。而2006年5月初，天伟的一个军民融合科研基地已经建成，某些雷达项目成果可以进入量产阶段。
贺的“以民养军”的策略在那些尝试走军民融合路线的民营企业中比较常见，北京星地科技有限公司也采用了类似模式。该公司从事航拍和地理信息采集业务，属于军民两用范畴，而且军方是其重要客户，同时他们也要使用空军的航线，公司四位高层中三位都具军方背景。
星地科技董事长陈林(因特殊原因，本文中北京星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陈林均为化名)倒并非来自军方，他是国内最大的汽车动力转向器制造商之一，据说自主品牌汽车奇瑞、吉利75%以上的动力转向器都由陈提供，业界提起“陈大胡子”，几乎无人不晓。陈还拥有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三家境内外投资公司，十六家控股成员企业，涉足传统产业、IT业和商贸三大领域。
星地是陈旗下的产业王国中惟一尚未盈利的企业，按照陈的作风，进入一个领域内如果三年不见利就会退出，但他对星地表现出了极大耐心，前后投入达5000万元。最近又刚刚花费巨资购买了一套三维激光雷达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将数码相机与激光扫描结合在一起的设备。
赢利模式
在军事工业最发达的美国，没有一家国有企业。据专家介绍，从全球军品市场来看，军品利润率高达50%。2005年美国国防预算4175亿美元中，有78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这意味着将有大量机会提供给美国军工企业。像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它们的军火销售额分别占公司总销售额64%、33%，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生产导弹的雷神公司股价上涨了25%，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9%。
军工产品真能享受高利润吗？一家为军舰提供LED显示屏的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其毛利甚至可以达到80%左右，但是，也有很多涉足军工的民营企业认为，由于一次性订货批量小、研发周期长等因素，所谓的高利润仅是画饼充饥。
“依靠军品想收回投资成本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所掌握的技术转化到各个领域去应用，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南京一家从事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和制造的民营企业的副总工程师说。
陈林根本就没有把航拍中的“军用”与“民用”从商业的角度做划分，他希望构建一个空间技术平台，保留军用与民用的不同接口。
“空间技术和人类的生活已经息息相关了，” 陈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搞航拍就是想从源头上跟进这一技术，只是随着精确度不断突破，动辄就会涉及军事机密，另外军方也有航拍的需求，我们才和军工沾上了边。”
在陈林的产业布局中，他尝试从汽车转向系统向车用IT产品延伸，例如车载全球定位系统等。进入航拍领域，是他建立空间技术应用网络的一部分。
贺增林更是把棋局摆到了2021年，那将是他进入军工领域的第二十个年头。按照规划，天和集团前5年以民养军，后5年军品具备一定造血能力，即以民促军，2010年，军工销售与民品销售的比例应为4：6，之后10年，要转换成以军促民的状态，军民融合的强大盈利能力就在这个阶段完全爆发出来。
一眼看穿二十年，似乎有些狂想的成分，但贺早早就在天和埋下了伏笔，其每一项军工产品都有民用产品相配合，例如其军用雷达项目与民用雷达开发相关，军用系统集成产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应用于其在校园信息化建设和民用电子安防系统等方面。天和正在筹建一个系统集成事业部，通过该事业部，不管是军品还是民品，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每一点上的突破都可以在另外的点上共享。
军民融合不仅产生了有形的产品，还能带来无形的声誉。军工一向都有精密、耐用、高品质的形象，这种信任感很容易在同一企业的民用产品中继续延续。
此效应已经显现，近期让贺增林最兴奋的消息是天和一家子公司生产的智能瓦斯传感器拿下了一个国家级安全生产项目，天和将能够在国家煤炭安全信息化标准制定方面掌握一定话语权。“这与我们具备军工生产的资质有关，” 贺说，“运用军工的技术生产民用产品，应该算是‘高射炮打蚊子效应’。”
艰难破题
从国际上看，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尽管独特的军事领域仍保有自己的发展方式，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军用技术能够越来越能兼容民用。像卫星遥感、全球定位、微波导航等技术都已具有广泛的商业应用。
在国内，“军民融合”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说法，但多年来在此领域真正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仍然寥寥无几。
“表面上，政策绿灯越来越多，但商业资源要真正渗透进去仍必须要面对诸多潜规则。” 西安另一家也生产军工产品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的对手往往是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又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在人脉关系和客户认可度上优势明显。我们只能靠质量、价格以及适当的妥协来弥补。”
因为跨足军民两用，“上户口”就成了难题。从2002年开始，天伟就想找个“婆婆”把自己管起来，但涉及到保密资质、行业准入等问题，“民口”部门不敢接收，因为是私营企业，“军口”部门也不便接收，直到2006年才得到批复。
准备申请成为航拍产业化基地的星地科技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填表格时面对 “上级主管” 一栏，陈林不知所措，找来找去，这个说“我们仅是职能辅导部门，没有资格做主管”，那个说“我们倒是能盖章，但只能给国营的企业盖”。没有主管单位，也无法申请到测绘甲级资质，星地的业务拓展大受限制，只能在一种半灰色状态下生存。
如今随着一道道冰封逐渐化开，似乎春天已经降临。贺增林们的商业模式正日渐成熟，他们的套路不属于传统体制内的“军转民”，也不是简单的“民转军”，而是尝试搭建一个更大的军民互补、军民互动的产业和技术平台。
但直到今天，相比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这些统治国际市场的“庞然大物”，中国的民营军工企业还处于相当原始初级的阶段。那道“玻璃门”的缝隙或许还要开得更大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