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站住再站高：世行前二把手章晟曼新浪谈人生

聊天室里章晟曼笑容可掬 若有所思 侃侃而谈 睿智、沉稳的章晟曼风格 章晟曼在新浪拍照留念 (点击小图看大图)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视频集锦
世界银行前二把手章晟曼做客新浪	世行前二把手章晟曼做客新浪(1)
世行前二把手章晟曼做客新浪(2)	世行前二把手章晟曼做客新浪(3)

　　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花旗全球银行业务副主席章晟曼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交流个人发展历程与世界金融现状。除了通过电脑参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全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下午好！欢迎光临新浪嘉宾聊天室。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一位尊贵的客人，就是花旗银行全球银行业务副主席章晟曼先生，章晟曼进入花旗银行之前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成为世行最年轻的执行董事，当时年仅37岁。不仅如此，章先生还创造了世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记录，当然，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创造这一系列记录的章先生是位中国人。

　　非常欢迎章晟曼先生来到新浪做客，此次聊天的主题是如何从一位普通的学子最后成为世界银行第二号领导人的精彩人生，以及如何看待风云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广大网友除了通过电脑上网参与聊天外，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关注聊天的全过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

　　下面请章晟曼先生和网友打个招呼。

　　章晟曼：非常感谢有机会来新浪互联网站，我早就听说新浪互联网站，有的时候也偶尔上上网看看，我一直对新浪网站很敬佩，非常实用，今天来到这里很高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谢谢！

    朱镕基对我说：你应该先站住，再站高

　　主持人：章先生，在准备这次访谈之前我是认真地拜读了您的个人传记，叫《先站住再站高》。这本书的书名是来自朱镕基总理的勉励，我们很想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你又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章晟曼：是的，这句话是当初领导批准我去世行担任国际公务员的时候，有机会当时拜见当时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好事，你应该先站住，再站高。我的理解，这显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是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的理解，首先是去了以后认认真真地把工作做好，在此基础上做大、做高。

　　主持人：中国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中国金融业的真正发展时间也非常短，中国的金融传统仍然在积淀和形成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在一个缺乏金融传统的国家里成长，能够在一万多名员工的世界银行里，经过奋斗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二号领导人，你是如何做到的？

　　章晟曼：就像我在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结合的过程，当时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也正好处在那个位置上。加上世行行长看重。另外，国家不断的发展和强大。

　　第二，我到那个位置上实际上也是经过了差不多6、7年的过程，从做秘书长开始到分管一些具体的部门，到从行业管到地区，一直差不多到2001年初的时候才真正到了第二把手的岗位上。

　　应该说，第一，当初有这么一个行长，他觉得我能够做这个事，并且给予了这么一个机会。第二，自己也比较努力，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第三，也得益于咱们国家不断的发展壮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我最后有机会尝试一下在这个位置上的机会。

　　主持人：你的同事或者说你当时的竞争对手，甚至包括欧美国家的金融界和政界人士，他对你当时出任世界银行第二号领导人表示过怀疑过吗？

　　章晟曼：当然有，世行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来自160个国家，确实有很多相当出色的人才，而且有很多在世行的时间比我还长得多，经验也丰富得多。因此，从我的情况来说，我想第一应该说经过若干年以后，我在世行确实也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在整个过程中也确实帮助当时的行长推行和实施了一些大的改革，也比较成功。因此，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积累。第三，当然还是尽量地跟人家进行合作和共事。应该是当时确实也有一个被人所怀疑、被人所猜测、被人怀疑是否能够承担和担当起这个工作的过程。但是慢慢也克服了，事后我的同事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他们觉得我干得还可以。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出头露面

　　主持人：我看过不少媒体的报道，对你的评价是“做事很低调，但是敢于拍板、敢于做决定”。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章晟曼：还是比较准确的。第一，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出头露面，我确实很少出头露面，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实际上在世行任职那么多年，几乎没有几次。第二，我比较讲究效率。特别是在一个大的机构里面，在一个决策模式里面，快速决策和决策的简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这个需要，我正好也扮演这个角色，也符合我的个性。当然我的理解，从实践当中来看，一百个决定当中其实九十五个决定，下面的人基本上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也许不需要费太大劲就可以拍板。而百分之五的决定往往是比较复杂，需要认真加以考虑。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你做管理者怎么样进行时间配置，怎么样把重点放在真正需要思考的这5%的决定上。

　　主持人：我读过一些资料，您有个人的三原则：第一，不见记者，少出头露面，不题词、不剪彩。第二，出场不需要前呼后拥，一切都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办。对于很多位于高职的人来说，对于这种原则，说着容易做到难，您怎么做到？

　　章晟曼：我还真是做到了，作为世行高官的身份出去，特别是到了一些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往往很重视，觉得财神爷来了，有的时候会搞得前呼后拥。针对这种情况，我的助手、我的办公室以及我自己都要事先打招呼，要干一些具体的工作。第二，从助手开始，到访问内容的安排，都要做明确的交代。刚开始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处，很多国家很友好、很友善，他们把这个作为是对你的好客，你要进行解说，比如有的到别的国家去，警车开道，对他来说有这么一个机会使用他的喇叭或者是他的警车，也是职业上很自豪的事情，就需要跟他说明，你不要用，因为我们是搞发展的人，更何况我也不是有危险的人，也不是面临危险的人。

　　另外，在题词和见记者方面比较容易，除了个别的官方，除了一年几次必须出面之外，一般我都婉言谢绝了，而且希望做更好的、更善于做的工作去做。

　　另外，在大的政府机构里，一旦有所声张而且加以实施了以后，人们也就适应了，也就接受了。因为传统上官僚机构有一定的惯性，把惯性扭转过来，也不要硬性地来，要因势利导、教育说明，而且确实能够一致性地加以实施。

    做工作要先把把本分工作做好

　　主持人：据我们知道，世界银行是来自全球各地金融精英的地方，你个人处事的原则对你在这个机构里面的工作是不是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章晟曼：在世行这个机构确实人才济济，人才比较众多，其实某一种风格倒不是很重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关键是第一，你确实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第二，有一定的新意或者是能够做出成就。这也符合当初朱副总理再三的告诫，先要站住，站住就是把本分工作做好，不是看着这山望那山。在这个基础上，大家目睹了你的事迹、工作成效，实际上也会慢慢加以肯定的。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有的时候工作做得好好的，也不一定有人发现，这又需要一个好的伯乐、好的领导。我恰恰比较幸运，我的领导应该说很开明，对我的承认比较高。

　　主持人：在1995年时你刚到世界银行当秘书长的时候，当时的行长因为担心下属的权力过大，坚持让两个人共同管一块业务。但是在2001年，也是同样一位行长，他在请你担任常务副行长的时候，却主动提出来让你全权管理所有的业务和人事。我们能不能说之所以行长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你的原因？

　　章晟曼：这两个过程我都经历了。因为在前任常务副行长决定离任之后，行长曾经跟我谈过，考虑下一步开展业务工作问题，让我提出方案。我当时需要他澄清几个基本的问题，我说其中一个问题是，他希望是继续由两个人来管业务，还是其它的安排。他当初非常明确地说，就你来。我当时也直言不讳、不假思索地说，你当初需要两个人，现在一个人，你难道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吗？他当时就明确说，你是你，其他人是其他人。我在想，主要是因为经过到那个时候，大概6年左右在一起工作，确实双方也增加了信任。他应该说对我还比较信任，他也知道我会把世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会把工作做好作为第一个目标。

　　应该说这一变化，反映了他的看法，同时更反映了他对我的信任。

　　主持人：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在你管理的过程中，如果某单位有问题，他们有责任找你汇报。但是如果他们不汇报，这个问题拖下来，责任就在他们。但这样的原则，同时意味着放权，在你管理如此庞大机构的时候，怎么做到这种平衡？

　　章晟曼：到后来我管的人比较多，世行向我汇报的就有20多个人，如果事无巨细什么都管，第一，从时间上来说不可能。第二，不会有效。因为一般来说人都是希望受到领导的重视，赋予最大的授权。所以，问题实际上不是在于是不是授权，问题在于是不是明确了指标之外加以必要的指导、指点和支持。第二，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进行检查。

　　你刚才说的是，一般不找我就没问题，有问题你们负责，但只要这样就不行。还要定期对工作的实际和工作的状况进行检查。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问题不来找我，到了定期检查的时候，问题还是会发现的。不是无限制地什么也不管，放任自流。

    人生有机遇的成分

　　主持人：章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您是1957年出生在上海。

　　章晟曼：对。

　　主持人：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应该说当时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您都是经历过的。但是1974年的时候，当其他中学生的学生都插队下乡的时候，或者到工厂当工人的时候，你却进入了大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您又成了第一批仅有的25名中国留学生中间的一位，从留学回国到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二号领导人，给你的感觉，你的人生之路是一直处在上升的通道中。我想单单用“幸运”是解释不通的，您怎么理解人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章晟曼：有幸运的成分，因为确实像你说的，我有好几个人生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当初应该说不完全是自己掌握的。第一，当然是从中学到大学，那时正好国家需要从中学直接招一批学生进入大学，那时我就被招上来了。后来正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要招一批学生出去学习，我当然也是在招聘之内。后面到世行工作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慢慢得到重用，最后在重要岗位上待了一段时间。

　　有幸运成分，但是之后主要是两个成分，一个是自己控制的成分。我不管是在学生时期还是后来在工作阶段，一直学习成绩很不错。第二，在工作当中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机遇和表现或者机遇和才能应该说这两者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是有机遇的成分，但是如果说完全都是机遇，这个话也不实事求是。

　　主持人：章先生，你曾经是全球金融机构任职的最高的中国人，当你离开世界银行时候，中国雇员在高管层面基本上是断档了，这是否意味着你是一个特例？我们非常想知道章晟曼是可以复制的吗？如何成为另一个章晟曼？

　　章晟曼：我当然不认为是一个特例，也不希望是一个特例。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和我刚刚去的时候不一样，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海外也好，在国外也好，这方面的人才确实还比较少，现在人应该说还是很多。我相信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确实世行作为一个国际机构有它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大批的人有目的地进入世行任职，从这批人当中逐步地肯定也会出现有机会占据重要地位的，不敢说复制我，但是我的后来人肯定会很多的，但是恐怕要有一个时间。

    国有商业银行与花旗银行有很大差距

　　主持人：我看我们的网友已经迫不急待地有问题要问你了。

　　网友：请问尊敬的章先生，在你看来中国国有的商业银行与花旗银行相比主要差距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章晟曼：我到花旗的时间还不长，刚去了4个月，现在还在熟悉、学习和摸索阶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花旗银行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从财务实力上来说，应该说比我们国内的大部分银行或者说所有银行的实力要强。第二，花旗银行有长期在国际上经营的历史，无论是从贷款的管理、业务的发展、产品的设置到风险的管理、信用的评价，都有严格的规章和制度，不仅是在书面上，而且员工比较自觉抵加以运用和遵照。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毕竟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十来年或者是这近五六年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主持人：是不是花旗银行有许许多多的优势才吸引你离开世行之后选择去花旗银行呢？

　　章晟曼：我在世界银行主要搞的是发展金融，搞的是国际经济支持发展。我到花旗银行的原因，一个主要是想学一点纯商业银行的业务，当然商业银行和发展金融有联系，但业务对象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看看华尔街和国际商业银行当中中国人做的比较好的或者是做得比较好的银行不太多，我想尝试尝试，我在那儿也有比较幸运的机会。

    金融危机仍有可能发生

　　主持人：我们和各位网友一同分享了章先生精彩的人生。但是我从网友不断发过来的问题来看，我们的网友其实仅仅了解以上这些并不过瘾，因为可能在我们看来章晟曼不仅人生非常成功，同时还是全球最顶尖金融机构的战略家。我们想借此机会就全球金融市场和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些问题向章先生请教。

　　网友：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世界银行的年会刚好在香港召开。你当时也是年会的直接负责人，应该说你对当年金融风暴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在这样的金融危机关头，世界银行是如何启动应对措施的？

　　章晟曼：应该说那个时候其实作为国际上来说，应对这样的危机经验还不丰富，当然随着危机的突发，来势很猛，国际上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都迅速行动起来。世界银行马上就提出了一揽子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承担它的任务，世界银行主要是从长期发展，保持资金不至于太快速萎缩的情况下，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像就业、保障方面的贷款。我们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向受灾的国家提供了差不多一百六七十亿美金的贷款，保持资金的流入和恢复的资金，在抵御危机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国际上对付系统性的、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协调机制或者说机构之间的协调这方面经验欠缺，在这之后国际机构应该说在国际上或者是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后来发生的比如2001年、2002年土耳其、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时候，相应的对应和协调就比较好。

　　主持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投资者的财富可能在一天的时间内损失高达几千亿港元。面对这样的危机，当时身处其中的你们会感到其实是很无助的吗？

　　章晟曼：当时压力很大，特别是商业银行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希望我们采取拯救的办法。但是在危机来的时候，香港政府压力很大，实际上是本国与国外官方贷款者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起努力才慢慢解决，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解决的，这是事实，市场大部分都崩溃，好多人损失了很多。

　　主持人：你认为金融风暴还会再次来临吗？

　　章晟曼：金融危机肯定会发生，但至于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系统性、全面性的就不好说了。我是希望随着国际社会对这方面的认识，以及国际社会每个国家采取正确的或者奉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希望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或者系统性的危机。应该说要发生系统性的、规模性的可能性已经小多了，但是我想金融危机还是会发生的。

　　主持人：假如再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能够保证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吗？

　　章晟曼：第一，各个国家本身自己的管理经济的能力提高。第二，国际上对付金融危机的机制、机构建设已经加强了。第三，投资者也好，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在对待这些问题深，应该说反应和态度会比过去理性。当然危机绝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这也是国际社会上怎么样加强政策协调，加强政策合作方面的一个主要内容。

　　主持人：你认为全球金融体系里面漏洞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金融危机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在发生？

　　章晟曼：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讲是两种，一种是发生在单个国家，有的就是由于波及到其它国家，形成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要发生系统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也不可能排除。因为随着国际市场上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手段、金融工具出现，对它所包含的风险并不完全掌握。投资者有一个共性的问题，有的时候往往出现羊群意识，你一撤大家都撤，推波助澜可能形成危机。希望不是这样，一方面投资者本身也在加强这方面理性的认识，另外监管部门确实也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但是人无完人，体制也没有是完美的，总会出现问题。在一个国家出现金融问题，一般没有太多的区别，实质性的东西差不多，经济管理不善、经济发展不善、执行的经济政策错误、对内对外长期的经济失衡，这早晚会出现问题。

　　全球货币体系仍然要变化

　　主持人：最近几年来美元汇率是在不断贬值的，整个欧元一体化也是越来越进步的，中国作为一个亚洲经济的龙头，它也是在慢慢崛起。这是否意味着整个全球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在酝酿一个新的变革呢？

　　章晟曼：变化肯定的，是不是有这样特定目的的变革我不敢说，因为确实像你说的，第一应该看到美元仍然是举足轻重的第一大货币，美元过一段时间的贬值，过一段时间的升值也是一个市场现象，主要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美国经济的不平衡或者平衡。第二，随着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人们当然看好亚洲看好中国，因此相对来说对中国、亚洲的投入和需求势必增加，因此也就会相应对它的货币看好。

　　随着这些变化，包括欧洲相当一段时间也面临着相当大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劳动政策上面的调整，经济增长相对美国来讲是比较缓慢的。最近这几年他们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试图做一些改革。如果美国能够采取它应该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在过度消费这方面，增加储蓄方面能够有所进展。而欧洲能够推进它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调整社会政策等等。而亚洲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增加它自己的内需等等。随着这些协调政策措施的采取，第一，国际上的不平衡会逐渐减少。第二，相互彼此之间的平衡也会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实现。是不是就意味着某一种货币长期的下跌或者是某一种货币长期的上扬？这未免为时过早，还要看一段时间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因为货币毕竟只是代表实际近期。

    全球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的泡沫问题

　　主持人：章先生，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历史上最大的泡沫阶段，他的根据是房地产股票和商品的总价值超过了2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50%。房地产的升值速度也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全球经济过多地依赖房地产资产膨胀所带来的需求。你认同这种判断吗？

　　章晟曼：确实有这种观点，全球范围大规模的泡沫我不敢说，但是有这个因素。这几年来确实由于全球经济发展比较快，加上全球性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人们在综合市场上的流动性比较多，相当一部分资金进入了房地产，所以全球出现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包括中国也在内。但是价格的上涨有的时候也反映了供求和投资者替代投资的选择问题。如果不能维持就产生泡沫，但是如果能够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把它相应抵消掉也不可能成为泡沫。

　　主持人：从2001年开始全球的贵金属、有色金属包括能源大宗基础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尤其到今年以来，商品价格一路飙升，你认为这种超级大牛市的背景是什么？是流动性扩张带来的？还是超级大牛市背后有商品需求的支撑？

　　章晟曼：两个方面都有。当年帮助赞比亚进行一些经济发展措施的时候，赞比亚的经济主要是铜，我们当年建立了坦赞铁路，主要是把铜运出来，当时铜矿每一吨300美元块钱不到，而现在铜是900、1000美元多一吨。当年没人要，后来铜矿就卖给了外国的公司。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要卖，现在那个价格，赞比亚至少外汇收入的情况就有相当大的收入。

　　这是事实，从2002年以来，原材料价格，特别是石油的价格涨得非常高，翻了一倍还多，我认为第一应该说与70年代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相比，恐怕需求方面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只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或者是供给受到影响需求方面的因素。

　　第二，从近期波动的情况来看，更多受制于短期的地缘政治的影响，或者是特别投机资本在背后操作的影响。

　　是不是说石油价格会回到三年前或者是四年前二十几美元、三十几美元的价格？我个人认为恐怕很难，但是不是要维持在七十左右的美元高位上，我想可能性也不大。

　　主持人：罗杰斯有一个预测，认为商品的牛市一般周期会有17到18年，我们也请你做一个预测，商品的牛市这个趋势还能有多久？

　　章晟曼：我不敢预测，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只要国际上特别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保持高速经济的发展，只要还有投机资本存在，或者比较低的市场流动性存在，比较高位的情况还会维持一个时间。但除非发生突发性事件，大的问题，我看不出有继续能大部分上涨的可能性。

    任何国家制定汇率都从自己利益出发

　　主持人：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政府当时宣称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了稳定亚洲金融秩序的责任。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督促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很高，中国人民币汇率也要改革，你怎么评价这种转变？很多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有一个很大的升值步伐，您怎么看？

　　章晟曼：货币政策从汇率政策发展来看，从世界规律来看，肯定是从不可兑换向兑换过渡。随着经济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早已宣布这是总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至于究竟以什么速度、什么方式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管这个。我想任何国家汇率的制定、改革和改变，主要是从各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显然现在利率太低，意味着实际上是把经济发展的好处给了人家了。另外，作为一个大国，如果采取太固定的汇率，等于是听着人家在指挥你的货币政策。另外，如果你把利率搞得太贵，也会影响到你发展经济的问题和经济的竞争力问题。反正有利有弊。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对世界面临着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问你怎么看待中国房地产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问题？

　　章晟曼：现在大家都在担心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应该说现在更多的担心而不是明显的通货膨胀的迹象，某种程度上世界范围内世界银行一直在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来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从经济规律来说，不是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的增长，持续那么长的情况之下，早晚应该说给经济的活动会造成影响的。最近一段时间跟过去相比，有一个不同的是，世界的市场和生产化要素越来越大，劳动力的工资这方面压力也同样增加，厂家恐怕很蓝把投入部分的涨价很简单地转嫁到产出上。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发生，要说通货膨胀马上发生或者已经存在，恐怕还为时过早。

　　主持人：我看了一份资料，5月10日的时候，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季报，把中国200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9.2%调高到9.5%，对于中国央行会进一步加息，中国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就会提高，你是怎么看待你的老东家这个预测？

　　章晟曼：世行有好多经济学家，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当然也关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也在强调，觉得中国的投资规模仍然比较大，而且在结构上和行业上的构成不够合理，向前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当然就是通过利率杠杆的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历史上更多利用一些行政、少的市场，从方向上来看更多要采取市场的手段，利率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货币市场手段。

　　主持人：加息虽然对抑制投资过热有帮助，但是一旦加息，对中国就业有压力？

　　章晟曼：当然，中国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所以，政府当局在决定不管是加息还是增加投资还是改变投资的方向和构成方向都要考虑，因为不同的行业对资本投入产出的比例要求也不一样，中国恐怕在就业总量上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我是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因为毕竟要解决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和生存的问题。

    中国国有银行上市从上市情况来看是成功的

　　主持人：问一个关于银行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建行已经上市，中国银行也在香港刚刚上市，工行也准备在年内上市。国有银行登陆资本市场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这是否因为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来应对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调整？

　　章晟曼：金融是整个经济的枢纽，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像开车一样，如果枢纽不通就难以动弹，车子也开不起来。所以，作为银行来说，如果运行比较健康，能够正常发挥，对经济就会起到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国有银行上市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至少从上市情况来看，从股民们和投资者对上市的反应来看还是蛮成功的。

　　主持人：银行的改革，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方面能够有效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吗？

　　章晟曼：据我知道政府也好、银行也好，希望如此。但是投资者有好几种，有财务投资的，有战略投资的，另外真正比如是帮助银行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还是技术方面，也是一个过程，我想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够实现。不管是在机制上还是手段上，还是管理模式上。

　　主持人：中国银行不良资产能否通过一次次剥离的运动或者是注资能够解决呢？

　　章晟曼：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机制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管理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恐怕很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解，解决银行的问题，中国所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并不是采取简单的剥离。当然开始可能剥离，后来剥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主要的还是要解决银行的金融问题、银行的管理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问题、企业的问题。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此次聊天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章先生精彩的谈话，我们期待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章晟曼出现。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章晟曼：非常感谢，很高兴，再次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