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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一阳
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实早已上升，通过提高名义工资使劳动力成本调整到均衡水平，不会对它们的竞争力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可能会减少企业的一些损失。
最近张维迎教授表达了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担忧。他担心，如果未来三五年中
国劳动力成本上升30%-50%，人民币升值10%，将有很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劳动力成本的讨论比较热烈，有人主张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农民工收入。张维迎的担忧或许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回应，不赞同利用“外力”促使工资上涨。根据古典经济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会妨碍经济趋向均衡，对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有害无益：最低工资可能高于均衡水平，企业会因此减少雇工，这就会妨碍就业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后，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而利润减少甚至破产，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减速。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有说服力，我们不能依靠政策等“外力”使经济偏离均衡点。但用这个理论反对提高劳动力工资，理由却不够充分，因为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时期，均衡点会发生变化，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点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在上升，工资应该随之提高；如果不适应这一变化，依然固守原来的工资水平，反而是对均衡点的偏离，会妨碍经济的调整。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不是“外力”使然。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工资并没有与GDP同步增长。实际上，国有、城镇集体等单位职工的工资增幅与GDP增长率基本一致，工资上慢涨的是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就业市场供给充足，压低了劳动力工资。中国乡村就业人员仍然有将近5亿人，每年转入城镇就业的不过1000来万，按照这种进度，似乎农村劳动力还可以像原来那样涌入经济发达地区，那么，维持均衡的劳动力成本会继续维持在低位。
但是，地区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问题，可能会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在近年发生改变。劳动力转移遵循就近原则，涌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邻近省份，比如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而更远地区的劳动力并没有大规模到来，也就是说，可供这些较发达地区利用的农村劳动力远低于我们的估计，更不会有5亿之众。而且，愿意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年轻劳动力，企业愿意接收的也是年轻劳动力，而且倾向于使用女工，这又使得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余地减少。企业以较低工资招聘合乎自己意愿的工人的可能性在降低，它们需要改变策略，提高工资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招聘男工以及年龄较大的工人也意味着提高工资。
均衡水平的工资已经发生改变，但企业一时没有调整过来，于是出现了招工难或许说“民工荒”并不准确，因为企业依然在扩张。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趋势，如果不能表现为名义工资的提高，就会表现为其他实际成本的增加，比如需要为招聘工人付出更多费用，不能及时招到工人，设备就会闲置，等等。这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无谓消耗，是资源的浪费。也就是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实早已上升，通过提高名义工资使劳动力成本调整到均衡水平，不会对它们的竞争力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可能减少损失。
劳动力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市场信号会更加准确。那些可能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丧失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转型，及时转为内销；而那些不能承担较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企业，则可以考虑进行转移，到内地去投资。而劳动力工资低，则可能发出错误信号，使一些企业误以为劳动力成本会继续维持在低水平，仍然在较发达地区投资出口产品，那就会妨碍经济的调整。
但名义工资的调整总是缓慢的，企业和工人都会倾向于遵循以往的惯例，在工会等组织的作用还待于进一步发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实际增长率受通货膨胀率左右，就是名义工资调整缓慢的证据。2004年通货膨胀率较高，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只增长7.7%，比当年GDP增长率9.5%低了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只上涨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6%，与GDP增长率9.9%基本一致。这表明，城镇就业人员的工资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使劳动力成本尽快向均衡水平调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及时调高名义工资，是具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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