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堡走向家园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2日发生的渭河洪水，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这次洪水发生后，我因工作原因没有到达现场。当我在网上看到那一幅幅凄惨的照片和报损数字，仿佛看到了那里的人们在汪洋中挣扎的情景。这一年的洪水，洪量大，水位高，持续时间长。一号洪峰在华县境内演进达77个小时，二号洪峰的流量是华县站1981年以来的最大流量，水位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前三次洪峰首尾相连，致使渭河大堤、南山支流堤防全面临水，深度达1.5-2m，临水时间长达356小时。加之区域范围内持续降雨，支流流量持续相应增加，加大了 支流堤防压力。

　　持续高水位使各类堤防工程水分饱和，减弱了防御能力。由于渭河大堤和支流堤防2-3m的临背差，支堤决口后，出现了短时间、大流量、高流速的洪水淹没，淹没区域扩展迅速，尤其是决口处拉槽很深，给抢堵决口造成了极大困难。

　　2003年8月31日开始，陕西省渭河下游流域的农民，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只身逃出的农民近20万人。

　　这次洪水使渭南地区194个乡镇的3200多个行政村受灾，受灾面积646.69万亩，受灾人口309万，致使25.57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42.32亿元，整个渭河流域遭遇了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

　　在陕西工作期间，我多次在汛期到库区调研，那一场又一场的洪水、凌汛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触目惊心。1992年8月，渭河、洛河同时发生5年一遇的洪水，由于黄河顶托，入黄不畅，水位高达340.95米，造成华阴南山支流倒灌，河水出槽漫滩，河堤多处漫顶决口，持续5小时，淹没移民农田11万亩，14个村台被洪水围困，8000余间房屋倒塌，2万多移民无家可归，已建成的水、电、路等公益工程多处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15亿元。刚发洪水的那一天，我和当时渭南地区行署副专员侯振斌乘吉普车到库区。我们在三河口通往库区的路上行进，刚过一段柏油路，听到坍塌声，回过头一看，身后有一段路被水冲毁，断了我们的后路。向前看，大片的良田被水淹没。还未来得及收获的玉米被淹没，只能看到玉米杆顶端的缨子在风中摇曳。在村台下的许多房屋，只有房顶露出水面。拖儿带女的移民，正在向县城一带撤离。虽然事隔十余年，但那个悲惨的场面至今使我心惊胆颤。

　　1996年元月的一天，接到渭南地区移民办通知，要我随书记、市长(这时渭南已经地改市)前往库区，说库区发生凌汛，导致库区又被淹没。我从没听过凌汛是什么东西，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凌汛就是河流结冰解冻，上游流冰(凌)在下游河湾、浅滩或河道狭窄处受阻，大小冰块堆结成一道冰坝，使上游水位迅猛上涨。我们驱车前往，但当到达渭河与洛河交界口时，道路被冲断，当地的武警战士为我们找来了5艘专门用于驾渡的船，把5艘船连接在一起，我们才来到了现场。只见河面真正是千里冰封啊！最大的冰凌有几十亩地大，上游的冰块不断地在黄河大荔段集结，形成一道冰堤。洪水外泄淹没了周围的村庄和良田。如果不把冰堤毁掉，水位会越来越高。当时市领导紧急向中央报告，最后决定动用空军炸毁冰堤。还算顺利，几十发炮弹投掷到冰面，在紧靠山西的地方炸开了一道泄洪口，排除了危险。但这次飞机也误投了炸弹，炸毁了山西省建在黄河边的两个大型鱼塘。陕西和山西两省后来还就退水后的嫩滩地问题，把官司打到国务院。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凌汛灾害，冰坝壅水，冰水出槽漫滩，一夜之间，使紧靠河岸的大荔县雨林乡顿成冰丘汪洋，淹没移民农田4万亩，5个村台全部被水围困，道路和电力设施被冲毁，倒塌房屋670间，837名移民无家可归，由于临背差大，局部洪水经年不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万元。

　　移民返库以后，还遇到了新的困难和生存危机。1994年秋天我去库区采访，见到迁上村台的新村庄，很为移民高兴。但是，走进每一家都发现，那些新房屋里面没有陈设的家具，有好多人家盖了房子安不起门窗。许多人都是举债盖房，至今仍债台高筑。到田间，初看，千亩良田很平整；但细看，凸凹不平，像波浪一样不能浇灌。据移民讲，这是由于地下水位变化造成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大平小不平”。由于库区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走上几里路看不到一棵树，见不到鸟雀，虫害严重，大片大片的小麦和棉花绝收。种的蔬菜不等成形就被害虫吃光。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片土地严重沙化、碱化。最近我打电话询问，渭南农办的有关人士告诉我，这一问题仍未解决。

　　返迁后的移民由于受接收土地位置的限制，紧靠黄河安置，远离高岸，地面高程基本在335m以下。来自秦岭北麓的大沟小溪平行密布，方山河、葱峪河、罗夫河、柳叶河、长涧河、白龙涧等6条较大支流因受渭河河床淤积，出口不畅，形成“悬河”，支流河堤单薄残缺，每遇洪水，常溃决成患。防汛形势尤为严峻，返库移民的安全始终是各级政府的心腹大患。

　　土地是移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赖以生存的依托。1985年中央发文件认定，库区约有土地58万亩，其中，部队农场占22万亩，地方国营农场占30万亩，库边社队占6万亩。按照中央文件和军、地双方交地协议，部队农场向移民移交土地10万亩，地方国营农场向移民移交20万亩。但移民接收的30万亩土地，有17万亩位于黄、渭、洛河沿岸，其中有10.24万亩分布在生产堤之外，客观上形成了移民土地屏障部队和地方农场土地的格局。这些堤外土地只能实行一水一麦，秋田多无保障。另外，由于濒临三河，计有碱化地11000亩，沙化地3500亩，这些土地虽能耕种，但收获微薄，移民所接收的土地全无水利设施，经过近10年的努力，虽然实现了一人一亩水浇地，但配套不齐，标准不高，保灌率低，还需进一步提高。移交移民的土地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在不断减少。由于黄、渭、洛三河泥沙淤积，黄河不断西倒，渭河游荡加剧，塌岸毁田十分严重。据统计，从1985年移民接收土地以来，已有近3万亩土地塌入河中。移民土地量少质差一直是移民反映的热点，也是影响移民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

　　在大荔移民丰德贵家看到的情形。家园建设并不容易。

　　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渭南地区和库区相关县市为官的各级领导，从进入汛期开始就进入紧张状态，他们对上级立下的军令状就是确保移民安全。而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移民，更是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生长在这里的最新一代已经是移民的第五代，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他们祖祖辈辈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水来了人跑，水走了人又回来。我反复多次地看到过在同一块土地上水毁了他们的房屋，他们又能在那块地方垒起新的房屋，就像潮来潮去滩上的“沙堡”。不过，他们所谓的房屋，其实只是泥坯垒墙、毛草搭顶的寄身之所。

　　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的数十万移民，近半个世纪以来反复折腾，几经搬迁，部分从宁夏返陕的移民搬迁达四次之多，家财损失殆尽，经济基础十分单薄。国家处理移民遗留问题的目标，不仅要解决移民的绝对贫困问题，既解决移民的温饱，还要进而解决移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即赶上或超过当地县乡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移民的贫困，不是因生在穷山恶水而形成的原生贫困，而是因支援国家建设而致穷的次生贫困。只有经过国家的大力支持，使其生产生活水平赶上或超过当地县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移民的心理才会平衡，才能实现“摘帽”、“销号”，融入到社会之中。陕西移民的收入水平，过去一直低于当地群众的水平。这么多年经过国家的扶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要动态地赶上和超过非移民生活水平，任务还相当艰巨。

　　各级政府历来重视水库移民安置工作，1958年前，无论是政策还是工程技术设计，对水库移民安置都十分有利。1956年三门峡水库移民计划中移民补偿费为620元/人，远迁为800元/人，但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渐降低移民安置补偿标准，1958年减少到429元/人，1959年降为316元/人，有的省甚至还提出不给一分钱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三门峡水库移民安置质量的低下。移民无房屋栖身，无土地耕种，这只能叫搬迁，不能叫安置。1964年，终于意识到三门峡移民安置有问题，而且问题严重，政府又逐步增加安置经费，以帮助移民重新建房和获取土地。而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又都陷入混乱之中，从而使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库移民遗留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看到周围的农民都富起来，想一想自己搬迁前经济状况比他们要好得多，现在竟然温饱都解决不了，移民心中极不平衡，经常发生大规模移民集体上访，库区社会极不安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1981年起，党和政府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1981年6月19日

财政部、电力部《关于从水电站发电成本中提取库区维护基金的通知》(〖81〗电财字第56号)决定每千瓦时提取1厘钱设立库区维护基金，用于水库防护工程维护和解决库区移民遗留问题。1985年8月2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决定从中央直属水电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中，每千瓦时提取4厘钱设立库区建设基金，集中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

　　1986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报告的通知》(国办发〖1986〗56号)明确了处理水库移民问题的方针和原则。从此，全国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工作拉开了序幕。

　　经过对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严重性得以缓解，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据调查，移民经济发展速度仍比同类地区非移民经济发展缓慢，如果不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的途径，移民与当地非移民经济收入的反差会越来越大，移民跟不上经济发展，就会重新回到贫困中。值得庆幸的是，从2003渭河洪水之后，中央、陕西省和渭南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移民工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正致力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