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家园

　　有关材料证实，党和政府对移民安置工作是尽心尽力的，可谓处处为移民着想，但由于经验不足，移民数量多，加上当时国家经济上还不富裕，难免造成一些移民流离失所。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家园就是农民的一切。几千年来，农民为了夺取土地做过不懈的斗争。在黄河滩，争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在库区的采访，使我更加深切认识到，农民与土地和家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离开土地和家园，一个又一个不幸的事件就会发 生在他们身上。

　　我们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他们被迫迁往他乡。但当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知道水位高程可以下降、土地还可以耕种的时候，他们便聚集起来，一次次重返家园，抢种滩地。

　　1991年12月2日上午，我采访了一位叫朱兰亭的大荔县

人大代表，他72岁，是著名的带领移民闹返库的“朱司令”。他向我讲述到——

　　黄河滩地伸缩性很大，河水滚到河东去，我们陕西的地多，河水滚到河西来，山西的滩地多。山西有人坐船来种地，我们也坐船到他们那儿种地。旧社会地多，虽然为了争地打架，但不严重。然而，1958年我们陕西黄河滩人民迁移后，山西人一看，陕西库区未被淹没，联合各村纷纷乘船过来种地。1962年返库，他们种我们收。有一天，人家山西来了200多农民，乘大船过来抢庄稼。我们知道后，去了20多个人一看打不过他们，把他们停船的锚一拔，让他们也不能走。我们准备叫人和他们打架。可是，还没有等我们叫来人，山西的人先下了手，打死了我们陕西的一个小伙子。那次双方都伤了人，公安局也逮了领头闹事的人。

　　这是一个为土地而战的典型事件。如果守不住土地，他们的命运将会很悲惨。

　　在库区我采访到了很多悲惨的事件——

　　1964年，在安区澄城县刘家洼乡，一位姓刘的移民饥寒交迫，半夜起来偷生产队的棉花，被看棉花的活活打死。有一位叫杨志民的，为了换回200斤小麦，把女儿嫁给大荔县一个半傻的男人，女儿刚结婚就服毒自杀了。

　　在安置区，有些移民的女儿外出讨饭，只要给一碗饱饭吃就能嫁人。

　　有个叫小伍的人，为了借别人的粮食，把老婆送给别人。

　　1991年12月3日下午，我到韦林镇采访移民李申锋。他告诉我——

　　我1958年被迁移到宁夏，日子太苦。1962年冬天，我逃离安区，跑到外蒙古，外蒙古和苏联关系好，我在乌兰巴托遇到了一个苏联女孩，她父亲是个工程师，常驻中国。她懂中文，我比她大两岁，她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就和我跑回了中国。刚回国，我们一起跑到了新疆，我们经常讨饭吃，期间生了两个儿子，她受不了这份苦，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我。但她也养不活这两个儿子。把两个儿子，一个送给了喀什的一个维吾尔人，另一个送给了在吐鲁番的一个陕西人。她给我寄了一封信，讲明两个孩子的落脚地。我根据邮戳在新疆喀什找到了媳妇，这个女人告诉我，受不了在中国的苦，她一定要回国。睡到半夜，我一看，不见了妻子，又去找，这一找就是二十多年，再没找到。找回了两个儿子。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村台做木工活。两个小伙子黄卷发，长得很神气，他们记不得妈妈什么样，但很想见妈妈，希望我能够帮他们找到他们的妈妈。

　　有一位叫张喜怀的移民，妻子和三个小孩出门讨饭，3年没有音讯，张喜怀1984年上吊自杀。

　　有一个移民村，有30多户用姑娘换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户口。所谓换户口，实际上是把这些姑娘嫁给那些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而男方要么伤残，要么痴呆。

　　朱兰亭对我讲，这些姑娘一般离家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她们的条件是到了新的人家，只要能吃饱饭就行。事主对外讲是娃娃亲，不办结婚手续。但她们从小就受到了摧残。她们十八九岁以后一般都会逃婚。

　　有一位叫周汉伦的移民告诉我，和他一起迁到宁夏陶乐县月牙湖乡的张武儿一家七口人，饿死了六口，只有女儿拖着浮肿的身子沿路乞讨回到库区。

　　还有一位叫陈丙贤的，迁到蒲城，生存不下去。1961年，把媳妇卖给了邻村一个人，半年后自己跳井自杀。

　　我采访过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王志义、刘怀荣、刘巧云(女)六大返库“司令”。也采访过数以百计的普通移民。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想方设法脱离安置区，重回家园。

　　当他们到达银川汽车站被拦截时，便穿过毛乌素沙漠，一部分人流落到内蒙古，有的甚至流落到蒙古国，还有一部分辗转穿越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终于回到故乡。政府知道移民当时要逃离宁夏，每个村都选派村民留守监视，县乡干部到车站、渡口拦截。只要听到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乘船。朱兰亭讲，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夜晚偷渡冰封的黄河，黄河浮冰断裂，当场13人葬身黄河。

　　返陕的人群挤满了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的火车、汽车，他们像一支溃败的大军在撤退，失望、绝望的气氛弥漫在这支队伍的所到之处。

　　我在一个阴冷的下午采访了移民“女司令”刘巧云。她告诉我——

　　我1953年嫁到库区平民县北科村，就是现在的新建村，丈夫叫李育芳。结婚那年我18年，丈夫21岁。那个时候库区的日子好过，我们主要生产棉花和花生，最高劳动工值1天1块钱。可是，1961年我们全家迁移到澄城县以后，每个劳动工值不到1毛钱。活不下去，我就只能又到黄河滩抢地种。我丈夫是公社的采购员，公社领导让他做我的工作，我煽了他一耳光，我生气啊，我抢地种地，也是没有活路才这么做。我们抢地种地，就是让农工和部队上的人向中央告，让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曾经两次被拘留，我上访过6次，我睡过露天地，睡过猪圈。现在好了，我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园。

　　当年领着移民闹返库的女“司令”刘巧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三个儿子一个在外工作，两个经商，盖的房子贴上了

瓷砖，还买了一部跑运输的面包车。这是2005年春节除夕，她正与儿媳妇在贴对联。

　　1991年12月2日晚上，韦林镇镇长带我去望仙村70岁的王福义家。王福义也是移民“司令”中的一个，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他底气很足地对我说——

　　我们这个村叫望仙村，原因是原来有个望仙观。站在那里，能望见五岳华山的仙人掌。我原来是沙窝胡芦滩人，我们那个村有一棵柳树，大的很，上面挂着钟，有事就有人敲。现在没有了，在旧社会那是个好地方，我给地主熬活，一年能挣3担粮。6担小麦能买一亩地，只要劳动好，3年就能当个户主。1957年、1958年政府要我们迁移，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响应政府的号召，总想不会错。谁知道，这次迁移却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

　　我1959年迁移到蒲城县的马湖乡，到了安区，一家五口人只给了我300块钱，你说这怎么能安个家呢？

　　我从1961年开始拉“吊桩”，人家叫我混滩王。我一年有9个月在库区，有3个月在安置区，每一次回到安置区，看到移民们受苦挨饿的样子，我就气愤。我就鼓动他们和我一起，到库区抢地、抢粮。那不是抢地，那地原本就是我们移民的。那也不是抢粮，他们凭什么抢占我们的家园？

　　1991年12月13日，我采访了移民生产“总指挥”、移民“司令”刘怀荣。他一见我，就领我到他的房子给我看一块玻璃匾，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上访团荣幸归来”，落款是“移民群众”，日子是1984年12月。另外还有三块匾，一块上书“真奇实伟”，一块上书“故土光明，同心同德”，还有一块匾上写着“移民救星”。他同时展示给我一首诗：“为民请命三十年，千里江陵一日还。万民合掌祝高寿，生死墨面乐心田。”他说：“这是华阴移民墨永泉写给我的，说我是黑面包公。”

　　1991年12月5日，我采访了当时56岁、平头白发的又一个移民“司令”王志义，地点就在他开的小卖部。他说——

　　我1951年参军，在青海。1952年抗美援朝，当过上士炮长。1957年复员。1958年动员我迁出库区，我迁到了澄城县。当时吃食堂饭，每月只给15斤粮。那个时候迁出去的人日子普遍不好过，陈胜、吴广没有吃的他就造反，我们移民没有饭吃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懒惰，是我们失去了土地，库区的水没有把土地淹没，我们有权种，平民旧社会是个县，我组织移民在原平民县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平民大队，有人说我成立了个“黑队”，非法的。移民认账就不是“黑队”。为这事我被判了4年刑，出了监狱我继续带着移民在库区发展生产，我的那个平民大队制度严，定了十几种制度，规定平民大队的人不能偷抢，我们到库区的目的是种地、是活命，不是为了和政府作对，也不是为了占山为王当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