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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天是黄河库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
移民们打着“返库有理，种地有权，彻底解决，只有返迁”的标语，不断向渭南行署所在地和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冲击。
农工打着“移民要返库，我们要回城”的横幅标语，也开始冲击省政府。农工们种
的庄稼，被移民抢收抢割。
论移民与农工的矛盾，还得从移民离开三门峡库区谈起。1963年，西安市数以千计的“热血学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的号召，按照部队编制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满怀激情、浩浩荡荡开进三门峡库区，准备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辉煌壮丽的人生。
2001年5月4日，农建14师142团老东里五连部分战友在西安光华宾馆合影。
在沙苑农场，我遇到一位叫石汉宝的农工，他47岁，炊事员。他告诉我——
1964年元月10日，我们西安市郊区有一百多个学生报名来这里，我就是那一拨的。多数人是初中毕业，年龄最小16岁，最大20岁。我清晰地记得出发那天，我和一起来的知青们穿上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满怀着为祖国垦荒做贡献的豪情，乘着火车，在华山脚下又转乘汽车来到黄河滩。
1991年12月13日，我在库区国营陕西华阴农场采访了当时的场长王铁钢、副场长肖培红、总农艺师王福顺。王福顺说——
我是1960年3月11日从大荔农场调到沙苑农场，沙苑农场是全民集体合营的农场，是在大跃进时办起来的。1963年成立三门峡库区农场，设立了三个分场，我在沙苑农场呆了17年，我亲眼目睹了西安的这一批学生娃娃，由城里人变成挣工资的农民。
1963年10月，我带着200多个西安来的学生娃，他们最小的才十六岁，到大荔县上关村安营扎寨。上关村原来的农民已经迁移到外地，村子已没有了房屋，也没有了树木，一些房子拆了，老土墙在，我们去带着帐篷，让学生在老墙上搭帐篷。他们刚下车的时候很高兴的和我握手，急切地让我领他们到目的地，一路唱啊、跳啊。到了目的地一看，黄河滩，大无边，荒凉的能看见野兔乱窜，好些学生娃娃哭啊。当天晚上，我让农场搞了些床板，并成一排，搭上帐篷，排着睡，一个挤一个，要翻身得喊一二三。第二天一起床，我又领着他们继续搭帐篷，除杂草，让他们用三天时间熟悉了环境。要建设宿舍，用移民留下的旧砖头、旧门窗框，搭建新屋，两个人一班，自己盖房，房顶是草，靠自己割芦苇，然后盖到房顶。那个时候黄河滩有狐狸也有狼，经常跑到场部，尤其女娃娃，一个人连路也不敢走。娃娃们第一天上班，我领他们在黄河滩烧荒草，他们在前面烧荒草，后边来拖拉机犁地，黄河滩太大了，拖拉机犁地没有目标，对着华山开，“天不冻，只管种”。不能耽误种麦的季节。拖拉机犁好地后，就要下种。我领的那个站100多个人，4000多亩地，这些娃娃人均50亩。第二年夏收的时候，全是人工收割。这些孩子没有节假日，下雨才能休息，国庆节种小麦，五一还要搞春播。白天上班种地，晚上点油灯开会学习，评比先进。1964年刚收完小麦，发了洪水，机械进不了地，这些孩子们泡在泥浆地里撒麦种，有的地方人站着就拔不出脚，所以这些娃娃趴在泥地上，把麦种放在脸盆里推着脸盆撒小麦，有的男孩子穿个裤头，系个麻袋，把麦种放在麻袋上，向前爬一点撒一点，1966年、1968年的小麦都是这样种的。所以这些孩子多数都落下了关节炎，那个时候他们思想先进，谁也不请假。还有几年我们播种的庄稼，被大水冲淹，有的房子也被摧毁，农工们就在地势高的地方打地窝住。1965年的时候，撂荒的土地才大部分被复耕。1965年成立农建师，新疆来了一批人，这样才开始规划库区的道路。这一年，省上为了表彰农场的功绩，领导到农场慰问，每人发了一台小收音机。1966年，农场买了一台电影机带发电机。
王占国的老伴听到我们来，打开门未曾开言泣不成声。
王占国说：“我今年(2005年)65岁，18岁就来到了这里，干了一辈子，农场就分给我27平米砖瓦结构的房子(总价值难值1000元)。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400多元，我的女儿三年前考上陕西师大，一年的学费9000多，全靠借。”他老伴抢过话头说：“我说不让上学，他要让女儿上，今天下午女儿回家，还没有置办年货的钱，总共割了二斤肥肉，买了一副对联，买了一颗白菜。这倒不打紧，主要是开过年，孩子上学哪来的钱啊！”王占国又接过话头说：“我是文盲，不能让娃当文盲。我初中毕业，没文化，那个时候说是知青，哪来的知识啊！我回不了城，就是回了城也活不了。为了孩子上学，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完了。你看到的这个破藤椅，坏了，它原来是一对，是副连长退伍的时候送我的，现在也几十年了，藤椅就剩一把了。”王占国边说边把脚缩回去。我一看他穿的还是棉靴，而棉靴已经破烂。我怎么也无法把昔日的城里人和眼前的这个老头联系到一起。
1991年12月13日晚，我采访了库区棉织厂书记曾孝先和总务科的高培龙，曾孝先1966年来到库区，高培龙1965年来到库区。曾孝先讲——
当时是靠天吃饭，1966年黄河关闸溢水，十几分钟就把我们种的庄稼全淹了，而且还淹到了我们搭建的新村庄。这一来没办法，其他人都到附近农村去，留下四五个人看守。8月中旬，水退下去后，我们又在滩地上撒麦种。我拿的工资一直到1973年只有29元。
我们这儿来了100多个知青，我们搞劳动竞赛，男知青每天挖土方20立方，女知青每天挖土方18立方，每月只有30斤粮，29块钱。我们吃饭的时候比赛唱歌，谁先唱完谁先买饭，军事化管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知青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一个石膏像，在“专政期间”自杀。这些学生多数人1968年以后陆续结婚，相当一部分人娶的是农村媳妇。我的几个哥儿们在库房结婚，一个大库房拉几个帘子，就成为几个“洞房”。他们娶的这些农村媳妇1984年以后才陆续转成商品粮。
这些人一直没有机会返城。我们这些人在库区一直没安宁过，移民和我们争土地。
这是我在2005年2月8日采访肖志强的留影。肖志强一家四口现已搬到了新村，自家有一个一分地大小的庭院，有两间房子，门口搭建了一个小厨房，总建筑面积也就40多平米。
肖志强的爱人纪玉枝刚从北京打工回来，她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清洁工，每月400多块钱，那可好了。一个月花上100多，能落200多块钱。”他的女儿和女婿是新一代农工。肖志强现在57岁。1965年，他初中还没毕业，响应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来到了三门峡库区。他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40年。
像肖志强这样的当年的知识青年，留在三门峡库区的现在还有一千多人。他们在库区生儿育女，几乎成为中国仅存的知青部落，也成为那一段历史的活化石。
在如此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艰苦条件下，农垦知青们靠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在那个缺粮的年代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算过，仅大荔沙苑农场一年夏收的粮食就要部队出动一个团往火车上装，这些小麦足够当时全西安市市民吃10天。但是，这些为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知青们，今天怎么样了呢？
照片上这位老人叫袁天福，是三门峡库区农场老职工，也就是原农建司三团的农工。他说：“我1951年出生，19岁下放到库区。当时有11个农业连队，2万人，现在剩3个连队。我们不发工资，按照工资级别给我发12.5亩地。我种地自己养活自己，还要给农场交土地占用费、义务见勤工费和医保费。土地浇不上水，我一年收入也就600元。我们的生活比当地大多数农民差远了。尤其自1986年以来，从没有一次好收成。我们三口人种了22亩地，全年收入也就1000多元。”照片上，他的背后有一个弘扬雷锋精神的标语。他说：“你在这个标语下给我照个相吧，这几十年，我们就是凭着雷锋精神走过来的。”他又指指旁边的这个小孩说：“这是我们农场的第三代啊。我们农场几百号人，考上大学的就那一个，还供不起读书。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些人的子孙就永远被沦为文盲，吃不上穿不上。”
1994年，库区几个农场的农垦知青每人每月只能拿到50元-75元的工资，以后增加到120元。比当时社会上一般工人的工资低3至5倍。现在这些人基本已经退休。他们的企业效益不好，退休金难以养活自己，有的去靠捡破烂或给农民当钟点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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