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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相斌
1991年11月28日，我采访了陕西省大荔县移民局任茂泉，他说——
我从1956年到三门峡库区移民工作，国家水电部多次给我颁发过荣誉证、纪念章，我老婆评价我一辈子一件事没干完。去年(1990年)，我已退休，但县上仍然安排我搞这项工
作，我对这项工作了解。开始定的是360米高程，按这个高程西安都保不住，“八百里秦川”对国民经济发展很重要，周总理提出，将360米高程改为335米高程，保卫西安。当时决定335米高程后，上面部署开始技术经济调查，就是查户口、人数、房屋间数、土地面积，还查粮食产量、生猪数、花生等经济作物产量及效益。另外，对库区的名胜古迹也进行了普查。改变了铁路走向，原来铁路在北边，现在改为南边。
库区老百姓开始对这项工程是支持的，为什么以后反弹很大、几十万迁出的移民闹事？主要是移民问题没解决好。
据我了解，移民自从迁出去后就没有过过好日子。我给你讲讲移民受的苦。1958年、1959年粮食紧张，到了1960年低标准时期，被迁往外地的移民有饿死的、冻死的。我给你讲一下迁移到宁夏的人，1959年，移民偷着返回库区，宁夏解决不了问题，请陕西省一位副省长带上公安厅长去做工作，那位副省长到宁夏的一个渡口，一看，几千人。移民们一听是陕西省的副省长，老太太、老大爷跪了一片，哭诉苦难，要求返回库区，那位副省长是来做工作的，他要求他们安心在迁区生产生活。这位副省长离开后，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有关方面决定，移民到甘肃宁夏的部分人可以安置到离库区不远的陕西省沿北部山区一带，这个口子一开，移民纷纷闹返库。上面又提出“库必修、民必移、迁不返”。 移民们在安区，水土不服啊，缺衣少穿啊。
1991年11月28日，移民李贵富对我讲——
移民苦啊！我给你讲几个人的事。我们村刘长卯，1952年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二级伤残军人。他回乡时正好是大移民的时候，他和父母、弟弟四人迁至渭北澄城县刘家洼乡，由于多次搬迁，穷得哥俩一生没娶到媳妇，没有留下后人，他1986年死的时候生产队给埋的人。
现在我们四组有一个农民姓郭，六十年代末没粮吃，他把媳妇送到黄河滩捡小麦，她嫌老郭穷，跟着一个做泥瓦匠的傅姓的老头跑了，跑到山西。老郭几经辗转，找到了媳妇。媳妇说：“傅老汉没有生育能力，我跟他也只是想混口饱饭吃，他是泥瓦匠有手艺，我和你有感情。”老郭听完妻子一席话，说：“你跟我回吧！”妻子跟他回到安区——杨家窑村，妻子看到家徒四壁，锅里没面，房顶漏雨，睡到半夜就跑了。三年后，老郭在山西又找到了妻子。这个时候，妻子和他在村后的玉米地过了一夜，并随他回到了杨家窑村。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已经长到了十多岁，看到孩子，他的妻子跪下说：“我没有廉耻，拖累了你们。”但不甘于家里的贫困和饥饿，呆了三天，又跑了，至今没找到人影儿。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老郭嫁女儿换回了三百斤粮食；儿子三十六岁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
1991年11月30日，豫安村原村长王新善告诉我——
我家祖上就住在现在的三门峡库区。民国元年，我爷爷带着我父亲他们从旱塬来到了这个黄河滩，黄河滩有一个寺庙，寺庙掌管着黄河滩一块地方，我爷爷从一个叫方和尚的手里领到一片滩地开荒，并逐步过上了好日子，1957年的时候我家就有羊、猪、牛、马、骡子，还有自行车。但自从移民后，迁移到宁夏，多次搬家后，全家人就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了吃饱饭，我们跟着李玉珍、王子义两个“移民司令”闹返库，越闹越穷，我们村有一位姓兰的老汉，没有粮食吃，吃油滓、花籽，中毒身亡，移民们去埋葬他，儿子为了感谢大家，找了一笼野菜，熬菜汤向送葬人表示感谢，他自惭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磕一个头，说一个谢谢，直磕得头顶起泡流血，泪声沙哑。
移民冯武军(左二)和母亲(左一)及媳妇、孩子、弟媳，在2005年春节来临的除夕摆摊卖鞭炮、烟酒。冯武军说：“今天是最后一天赶集，毛收入200多块钱，利润20多元。”虽然7口人叫卖，收入微薄，但他仍然感到很满足。因为平时能卖到100块钱就不错了。
看着采访笔记中这些发黄的文字，当事人如泣如诉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自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以来，库区发生过多次黄河倒灌洛河、渭河的事情，千辛万苦返回库区的移民，家园一次次被摧毁。虽然政府干部不断地率领他们重建家园，但他们始终处于保命的状态，疲于奔命的状态，逃生的状态，求生的状态。政府给予他们的支持，与他们的贡献相比，相差太大，他们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反对这个大坝。有这样一句话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复杂的感情：“国家为移民把钱花扎咧，移民把难过受扎咧，移民干部把骂挨扎咧！”他们是政府的拥护者，共产党的拥护者，但他们最后已成为建坝的反方。
2004年2月3日，15位陕西省人大代表向省人代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陕西省人大代表、华县县长薛东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540万渭南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到陕西去，到渭南去，到库区去，你问那里的人，三门峡水库怎么办？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炸掉！尤其移民会说，炸掉三门峡我们就再不用受黄河之苦，卸去水库的水，就会出现大片的良田。
多少年以来，当地多数政府官员也都有炸掉大坝的想法，但是没人敢公开提出，他们只是根据上级指示做着安抚的工作，调解的工作，疏导的工作。
其实，三门峡水库从论证到上马、到运行至今，反对的意见就一直没有停过。
据对1957年6月10日至24日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记录的查阅，当时参加讨论的70名专家学者中，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360米高坝方案。
在大坝建成42年之后，部分科学家再一次承认，当时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错误。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工周文浩说：
从秦汉到建三门峡水库前的2000年间，渭河虽多泥沙，但一直是一条冲淤平衡的河流。三门峡建库以前，潼关河床处于轻微抬升状态。在最近377年内，潼关高程每年上升0.04-0.05米。三门峡水库自1960年9月开始蓄水拦沙运用，运用初期就使包括陕西省潼关地区附近的三门峡库区发生了严重淤积，迅速抬升(据2003年11月11日 08:00 新浪网中《经济日报》)。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据《科技日报》)。
2003年11月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
三门峡水库横在黄河上已经有43个年头了，是黄河上最老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可是最近，它却遭到国内资历最老的一位水利专家、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的质疑。和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前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
张光斗对记者说：“钱正英副主席和我，我们两个人是老搭档了，都主张三门峡水电站废弃。放掉(水)，不要(发电)了。”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随后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的方案，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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