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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伟
高投资、低消费越发困扰中国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9.6%，以目前的增速，2006年全年投资率将突破50%。相比较于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的18%的数值，中国的投资率之高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与此同时，消费率依然持续走低，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是62%，2005年已经降到了56%。在全球
化大潮下，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实际上正在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失。
决策层显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5月26日召开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中就重点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在中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际上就意味着要提高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既可以理解成构建公平社会的举措，更可以认为中央是在为提升消费、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着制度上的准备。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观察中央的提高收入政策的话，会发现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被人忽视已久的国家财富的实现途径。
一般意义上，考量一国国家财富的增长可以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国家财富的最大化也应该是一国政府的最重要的执政目标之一。但是中国却面临着国家财富难以有效增加的局面，其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庞大的内需迟迟难以启动。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28年以来的惊人成就并不能掩盖财富分配机制扭曲的现实。由此带来的是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和利益集团集中，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多，基尼系数接近0.5，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反过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制约了国民财富的再增长。中国的服务业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产业升级每每流于空谈，金融业的深化迟迟难以推进，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财富分配扭曲带来的内需不振。而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和金融业的大国显然风险四伏。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仍然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恰恰是因为其产业大国和金融大国的历史留存。中国远没有这样的竞争优势。
中国国家财富的对外实现也同样受制于内需不振。在5月30日公布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预计，从现在起到2008年，美元可能将每年贬值5%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高达将近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年损失将相当于几千万中国纺织工人一年的工资总额。追根溯源，中国被动地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是因为中国近乎疯狂的出口，而疯狂的出口则是国内消费不足的结果，孱弱的内需难以消化过剩的生产力。调整必须进行，但调整的路径在哪里？目前，长期低估的人民币稳步升值是中国增加国家财富的有效途径，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必须的条件之一还是内需的启动。如果缺乏内需的适当缓冲，汇率升值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大得难以想象。
由此，已经不难理解启动内需和国家财富实现之间曲径通幽的关系。
事实上，从国际视野的比较似乎可以更好地厘清这个问题。尽管发达国家对国家财富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在实现国家财富增殖的途径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对外，美国、欧盟、日本就不遗余力地推进着各自货币的势力范围，以期能通过本币的升贬来达到利益最大化，对黄金和能源的储藏上也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仅仅通过印制钞票就能每年获得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购买世界各地的廉价资源，甚至不用担心会带来通货膨胀；对内，各个发达国家都以刺激内需为己任，甚至于美国现在已经不再担心消费不振，而是开始担心消费过度的问题。正是由于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美国始终能站在各个产业的高端，从而控制着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枢神经。
从世界经济史的传承来看，内需主导型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必然选择。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提升内需，进而掌握对外经济调整的主动权，在此基础上谋求对外财富的增值才是最佳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提出要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拉动内需，切中了我国谋求财富大国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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