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富商自带30万元资金当村书记

　　“他不会关注日常事务，重点是发展经济，但作为一把手，村里的大事还是要参与决策。”界石镇官员这样定义刘的角色。

　　记者 邱敏 报道

　　承诺三年解困

　　22日上午9时，巴南区界石镇政府广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一场特殊的就职仪式在此举行。界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席彭郁芳宣布，重庆渝江(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树生正式就任界石镇桂花村党支部书记。仅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上任举行如此隆重的就职仪式，这在巴南区还是首次。

　　桂花村受邀请的只有300多位村民，另外有600余村民不请自来，他们赶到现场，争相目睹他们即将上任的“老总书记”。

　　界石镇党委副书记的任命宣布结束后，身着深色花格子T恤、头发梳得光滑的刘树生，在台下1000多村民鼓掌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

　　刘树生在演讲中承诺，他将把企业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市场信息、人才、技术带到桂花村，发展绿色产品、生态观光旅游、搞农家休闲特色店，带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和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致富。“三年内，我将保证这个贫困村脱贫解困！五年内，带领乡亲们把这个村建设成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很多桂花村村民听了这番演讲非常振奋。村民张荣说，“人家有能力，又有资本，应该把我们村管得好。我们欢迎他来。”

　　63岁的村民张正才告诉记者，当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广场上，一睹新书记的真面目，“希望他来后，把经济搞上去，最大的心愿是，把村里的土公路认真修一下。”

　　郑君是桂花村一社干部，据他介绍，桂花村经济很贫困，蔬菜、稻谷和经济作物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他希望这位有实力的企业家到来之后，能为村里引进更多企业，把经济搞上去。

　　有三位村民是有事来找新任书记的，这三位村民是因为几年前被一个小企业占了土地，但是迄今为止都只得到部分补偿款，他们去找了几次未果。在新书记来时，他们希望新书记帮他们这个忙……

　　不要工资反捐钱

　　据刘树生介绍，他申请到桂花村任职时明确表示不要工资。此次正式就任后，他将立马委派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常驻桂花村，一来协助他的工作，了解村里的情况；二来刘树生还准备在村里筹建一个集体公司，公司归村民所有。刘树生还当场向桂花村捐赠了30万元人民币。

　　据巴南区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左鹏介绍，按照现行标准，巴南区一个村支部书记的工资是500元，即使刘树生不要工资，但是工资照样会发给他。“如果他们给我，我会把这笔钱拿去扶持最困难的村民。”刘树生如是说。

　　刘树生在接受任命之前，未与农村有过瓜葛。他上世纪80年代末“下海”致富，90年代创建重庆渝江森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公司位于巴南区鱼洞镇，以

房地产开发、出租客运、工程建设为主业，资产已过亿。他还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他提交的议案内容是“关于慈善立法”。

　　“他不会关注日常事务，重点是发展经济，但作为一把手，村里的大事还是要参与决策。”界石镇官员这样定义刘的角色。同时，作为村干部，他也有达标考核的任务，且在党组换届时，他要通过选举才能继续担任现职。

　　就职仪式结束，刘树生来到桂花村，与村委会成员座谈。与刘树生随行的还有五个公司常委成员，他们多着质地良好的白衬衫，系领带，一副职场打扮，与穿着较随意乡村基层干部形成有趣的对比。

　　我不是为名利

　　刘树生是一家总资产上亿元的大型企业董事长，他为何会到一个人口多达万余人、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村当村官？

　　桂花村面积24平方公里，人口1.2万，是界石镇最大、也是最穷的一个村，2005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很好的区位优势，重庆几条外环高速路在此交汇。这是一个交织着困境与潜力的村庄，对刘树生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

　　上任第一天的刘树生接受了本报专访，向记者袒露了他选择到贫困村当村官的心路历程。

　　记者：在商言商，作为一个商人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刘树生：去年，巴南区召开了重点企业座谈会，政府希望我们每家出点钱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发言时表示，企业捐赠几十万到农村去，其实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要扶贫，观念的更新和管理思路的更新才是最重要的，这次发言让我萌生了到贫困村任职的想法。

　　今年初，我向巴南区区委、区政府提出申请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企业发展了，我们有回报社会的义务。

　　记者：可能有人认为，你是拿30万元来出名，为了炒作一番，你如何看待？

　　刘树生：个别村民有此想法很正常，因为现在的农民上当受骗太多。我到桂花村来，是想老老实实把村里的工作干好，带领大家致富。

　　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只想做出真正的成绩来，这是最好的证明。

　　记者：你有不少的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你认为当一个村官会很轻松吗？

　　刘树生：也不轻松，村民管理和调动村民积极性可能是工作中的难题，担心和农民的沟通有障碍，还担心部分村民只关心自身利益。当然，担任村支书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力投入到企业中去，如何协调两者的矛盾也将是我必须面临的问题。

　　争抢能人

　　刘树生有意出任“村官”的消息传出后，曾有附近数十个村、镇向他发出邀请，争抢这位“能人”。桂花村是第一个。桂花村原党支部书记唐君臣表示，桂花村的发展需要刘这样的人来推动，他能给村里引来资金，并注入企业的经营理念，这是很重要的。

　　唐君臣现在的职务变更为“副书记”。他表示，这是他主动要求的，“既然要吸引人家来，就要有诚意”。目前，两个主要问题困扰着桂花村，一是资金；二是与上级部门的协调沟通。唐认为，“以刘的身份，这两件事都不难解决。”

　　实际上，唐君臣和桂花村村长卢云当年都是作为“能人”被选中的，唐当时是界石镇政府机关

公务员，卢则是一个建筑小老板。

　　巴南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左鹏称，考虑到老的村干部很尽责，但观念老化，从2004年底开始，巴南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经济能人到村上去任职。

　　所称能力就是指“能否带头致富”。在桂花村2004年底举行换届选举时，村委会给全体村民致信，其中提到，在新的形势下，选“村官”应把握好几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有较强的带头致富能力，而衡量标准就是“自己是不是先富了起来”。

　　左鹏科长说，此举并不代表谁都能去当村官，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村长必须是由农民选出来的能干人。村支书虽然可由上级任命，但是政府会防范个别人当村官是出于利益驱使的考虑，打个人小算盘，这类人将不会被任命。

　　新的内涵

　　目前，巴南区已经有110名“能人”通过各种方式到村上任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机关事业干部是“能人治村”的主要人群。左鹏表示，当村官仍要遵守村民自治的原则，村长要选举，村支书虽然可由上级任命，但换届时仍要参加选举。为了让村民对“能人”有所了解，政府在将他们作为候选人推出前，一般会派到基层担任村长助理等职务，使村民对他们的能力有所判断。

　　“效果是很好的。”左鹏说，以桂花村为例，唐、卢上任之前，桂花村欠债27万，仅一年，不仅还清了欠款，村集体还积累了100多万资产，今年可达500万。

　　“随着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能人治村’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我们也需要有能力有新观念的人进入‘能人’的行列。”左鹏说。“刘树生是老党员，能经营好一个资产上亿元的企业，管理好一个村不会有什么问题。”　

　　界石镇一位政府官员称，“能人治村是利是弊，还不得而知，但至少目前呈现的是‘利’，所以我们要坚持开展下去。”

　　现实途径

　　重庆市农办综合处处长周正华称，农办很赞同巴南的做法，并打算在全市推广。他表示，“巴南区的模式，真正体现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村’精神，新农村建设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需要这样有益的探索。”

　　巴南区提出倡议后，不少民营企业老板纷纷前去咨询。

　　“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地方，没有钱当村长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西部提出这种倡议也是完全有必要的，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现实途径。”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村作为一个基本经济单位的属性越来越突出，村干部的主要职责是引领群众共同致富，并在这个前提下协调本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村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

　　“这就对村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村干部不但要有一定的管理协调能力，更主要的是要有带领群众致富的真本领，能创办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大带动力的致富项目，有更强的实力帮助群众发展经济、搞好服务。而现在农村涌现出来的各类经济能人包括种养大户、营销能人、个体业主、务工回乡青年等等，就是农村最缺乏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能力的拥有者，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也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成为农民在利益驱动下的自主选择，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方向。”李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