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基因群落浮现

　　这个诞生了华为、中兴、招行、腾讯等一批著名企业的城市，如今又站在全球生物科技产业的前沿

　　文/本刊见习记者 何伊凡

　　崛起的群落

　　对只有四个半月大的Timea来说，中国深圳是个神奇的地方，因为这里让她不再整天哭闹，而且可以被逗笑，可以抓握玩具，可以感知声音和色彩。Timea是个脑瘫儿，在她的故乡匈牙利，医生一度认为她可能终身都不会拥有这样的能力。

　　同样幸运的还有来自

罗马尼亚的Razvan，11年前他从高处坠落，导致胸部以下感觉消失，在深圳他的感觉恢复到了脐部以上。

　　一种叫做神经干细胞移植的先进医疗手段改善了他们的病况，而为治疗他们的医院提供干细胞的是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本土企业。2005年7月这家名为北科生物科技的企业刚刚成立。除科研开发外，推动干细胞医疗的产业化是创始人胡祥的工作重点。

　　“寻找干细胞科技的前沿？不在剑桥不在斯坦福也不在新加坡，而是在中国深圳。”2006年3月31日，美国《商业周刊》如此评价北科可能造成的影响。而就在此前的3月6日，它刚刚报道了深圳的另外一家生物制药企业赛百诺，该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获准上市的肿瘤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

　　“今又生”正式的名称为“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1997年彭朝晖从美国归来，当时他已经完成上游技术的研发工作，回国的目的就是想实现产业化。彭在许多城市都做过考察，包括北京、天津、大连、上海，最终是深圳为他提供了240万元启动资金。当时，深圳南山区科技局曾专门派人远赴北京，登门拜访院士和权威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又为彭提供办公室、配备助手。后来赛百诺又陆续得到了600万美元的政府资助以及5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彭作风低调务实，当年做临床实验时为了解第一手资料，不管多忙也要到病人家里面去看看。按照深圳市科技局某领导的评价，这是个“让投资者放心的人”。

　　2003年7月，赛百诺公司进行股权重组，政府投资撤出，2003年9月，赛百诺完成了“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答辩和评估，当时国家药监局还根本没有评估基因药物的相关标准，最后据说彭也参与了评估标准的制定。

　　1个月后，这项产品获得了《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证书》，2004年4月，“今又生”正式上市销售。如今，赛百诺在高新区投资2000万美元建了一个新车间，生产能力将从现在的年产20万支提升到年产150万支。

　　像赛百诺这样在政府助力下渡过了产业化节点的生物企业，近两年已经陆续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如康泰生物，该公司落户比高新区成立还早，当年卫生部决定从美国引进乙肝疫苗技术在国内大规模生产应用，北京、上海、深圳同时争取这个项目，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和深圳同时上马。由于深圳缺乏从事基因生物疫苗研制和生产的基础，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项目能够在这里取得成功，但如今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已经占据了全国60%以上的份额。

　　随便走进深圳高新区生物制药企业一间毫不起眼的实验室，里面正在从事的工作都有可能让你大吃一惊，很多研究都是在饱受质疑的外部氛围中进行，其中一些也可能无疾而终，但当幸存的一部分真正实现产业化的那一天，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现在走得太快，或是走得太早。

　　当北京、上海等地的那些更出名的生物技术公司还在不断索取着政府资源投入，或者利用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圈钱的时候，当长春、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企业还孤立无援，找不到商业出路的时候，深圳正在形成一套更加市场化更加先进的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北科与赛百诺并非个案，在深圳，散落着科兴、海普瑞、新鹏、迈瑞、万基、万和、太阳生科、北大生物股、龙泰等颇具规模的生物药企，这一区域有个特定称谓：基因群落。

　　一个颇具规模的生物技术企业群落已经在这个以创业著称的南方城市悄悄崛起，他们很可能会改写全球生物科技产业的版图。

　　北科的“分众梦”

　　“‘烧钱’是太普通的玩法，我要用很少的钱创造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去与资本市场对接。”胡祥希望能绕开庞大的前期投入和政策壁垒，他宣称要在干细胞医疗领域建立一个类似‘分众传媒’的渠道帝国。

　　胡实际上是个很懂“烧钱”技巧的人，2000年他从加拿大回国寻找创业机会， 最初做医疗器械代理，之后又进入医院管理行业。从2001年开始，他资助了几个大学的医疗科研机构。“直觉上认为医疗永远处于朝阳产业，但当时并没有选好具体的点。”

　　最终胡祥把目标锁定在干细胞医疗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干细胞研究取得了重要进步，在神经系统损伤、组织器官修复等方面显示出难以估量的医学价值，胡祥资助的郑州大学教授杨波就是国内这个领域的专家。直到2004年，跟踪了杨波的研究成果很长一段时间后，胡祥认为产业化的时机到了。

　　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把干细胞技术按照药品来开发，经过上游研究、中试研究、等待临床批文、3期临床研究，最后获得新药证书等环节，平均投资周期可能要超过10年，而投资额度不少于1亿美元。胡祥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最大的选择。他把赌注押在建立一个快速的干细胞应用网络上，即他向医院输出技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与医院分成患者的治疗费用。

　　很多投资者闻讯而来，谈了一圈后，胡祥慎重选择了三个股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市政府，这为他整合各层面的资源打下了基础。为了降低研发成本，胡祥开始尝试搭建一个科研信息共享的平台。

　　“大学教授和临床医生的待遇都很高，把这些顶尖人才请来全职做不现实，但是我找到了大家的共同需求。”胡祥说。在中国的科研氛围内，可能每个小组都有不错的成果，但是彼此之间的信息都不能共享。另一方面，诸多珍贵的临床病例和基础研究无法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资源浪费，但是，大家又都有合作的愿望，于是胡祥在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外成立了北科干细胞研究所，以研究所的名义去和医院与大学对接，共同建立实验室。

　　这样，每一个点上的突破，通过北科的介入，可以在所有点上共享。另外还有多中心研究机制，例如可以在数家医院内同时做股骨头坏死的攻关，各种标准由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制定，如此就能更快收集到可信度最高的试验数据，。

　　这对胡祥的说服能力当然是个挑战，除了动之以利之外，他习惯从“怎样让中国在干细胞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列”的层面进入谈判。“在这个层面上交流，你的影响力、能力就被放大了，一个企业的事业也就能符合一个大趋势，更容易得到认同。”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胡祥已经在8家医院建立了合作网点，估计到2006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25家，2007年年底可以到50家。干细胞移植每次治疗的费用大概在1万元左右，患者一般需要做4-8次。他没有透露与医院的分成比例，只是说回款状况还不错。

　　实际上，医院并非胡祥规划中的主要来源，“这个模式真正的商业价值在于渠道。”胡祥说，“网络建起后我在技术研发上风险很小，甚至可以不做研发，就像药店一样，不生产药，但是我有货架。”按照胡祥的设计，在干细胞领域有很多就是靠一个技术起来的小公司，对他们来说，北科遍布全国的医院网点就有难得的价值。“到时候即使是对辉瑞这样的巨头而言，进入干细胞医疗领域利用我们的渠道也比他自建试验室合算的多。”

　　网络的价值最终要在资本市场得到实现，胡祥已经与多家风险投资商接触，他的目标是下一轮的融资1000万美金左右，用于在全国布点。

　　但是，潜在的政策风险可能是北科吸引投资者的障碍之一。“如果等到政策法规全部成熟之后再做这个事情会丧失很多机会。”他和他的团队试图反推出一个中国的行业标准，例如在干细胞培养和实验室规范等方面，以影响未来法规的制订。

　　丘萱的蓝图

　　胡祥为什么会选择深圳？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有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生物孵化器和完整的产业链。2005年6月5日，国家发改委认定深圳为首批三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之一(另外两个是长春、石家庄)，该年度深圳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品产值约200亿元，其中药品151亿，医疗器械产品49亿元。有专家预测，2010年深圳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将达到700亿元—1000亿元，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第二个支柱性产业。

　　长期以来深圳的电子信息一业独大，在产业链中也最完备，30分钟的车程内就可以配齐一台整机产品的各个零件，其生物医药产业是否也将打造如此完备的产业链？

　　“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的特点在哪里？我感觉因为创业环境特别好，所以小企业多。劣势就在我们缺乏科研机构的支撑。深圳的大学特别少，而从已有的经验看，没有自己的研发集群就难以在这个产业中持续走下去。” 深圳生物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丘萱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

　　2002年深圳市政府根据产业链的缺失状况考虑在高新区建立生物孵化器，培育初创型企业，也为深圳生物医药提供后续研发储备，能够成为深圳医药产业的项目源、成果源和人才源。2004年7月，这一项目正式启动，政府投资9000万元，丘萱参与了从策划、调研、设计到运作的整个过程。

　　当时全国已经兴建的各类生物医药园和生物医药基地有100多个，总体可分两类，一种是标准厂房，并不是为生物制药研究量身订做的。另一种依托大药厂，在药厂旁边建一栋小楼，小企业可以与大药厂共享很多设施。但深圳生物孵化器没有参照任何一种模式，而是根据生物技术研究专门设计。从物理空间上就与标准厂房不同，层高都是5.1米，这是因为生物医药试验有一个技术架层，很多器材要放在顶上以便于布局，另外从设施的配备上有生物试验的专业设备与设施，如空压站、纯水站等。

　　到2006年4月为止，生物孵化器吸引了45家企业，分为创新药物、诊断试剂以及医药以外生物技术三种，其中66%为留学生创办。“生物工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间不长，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这一领域主要弱在产业化上，这与在化学医疗领域我国已经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远远落后的状况不同，而且中国对医学伦理有更实际的看法，冲突很少。”孙娟说。

　　丘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协助园区内的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留学生创办的高科技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独立的知识产权，”她说，“留学生的技术是怎么来的？尽管进入孵化器之前都有严格审查，坦率地说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弄得很清楚。但是进入孵化器后，如果在政府大楼里搞出了侵权事件，不就是个大笑话？一定要去申请专利，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在她的督促下，2005年，生物孵化器申请了80多项专利，其中获得批准的有32项。

　　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园区内企业打通融资渠道，虽然高新区政府很明智的没有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但在必要时也会进行干预，奥贝尔科技有限公司就曾从中收益。奥贝尔的项目是可完全生物降解材料研发，创业者钟博士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此项目被多家公司看好，其中一家想投200万人民币，占股75%，钟博士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控股权和话语权。丘萱这时就站到台前来，直接对那家投资商说，“你不能欺负人家不懂”，废了不少口舌，终于把已经签好的合同又撤销了。

　　丘萱建议奥贝尔融资之前应该先去做无形资产评估。评估的结果连钟自己都大吃一惊，达到8000多万，2005年奥贝尔注册资金从50万一下就增加到了2000万，其中无形资产评估占了87%，是深圳市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占股最大的一例。

　　当园区内的企业一旦实现产业化，也就必须从生物孵化器“毕业”。但是，考虑到深圳本身的土地资源异常宝贵，而且制药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污染，所以深圳市政府并不热衷于能产生数个大药厂，而是更倾向能够形成总部经济的概念。“生产可以委托加工，但最好把结算中心和新药证书留在深圳，”丘萱说“结算中心留在深圳，利税就留下了，新药证书留在深圳，知识产权也是深圳的。”

　　“但是，深圳要发展生物医药的话不能仅看本地区。”丘萱补充，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篇名为《深港穗三地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比较》的论文，她认为深圳香港、广州这三地都可以通过生物医药串起来，形成一个很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允许资源在这个圈子内自由流动才能盘活”。

　　谁来搭档科学家？

　　胡祥正在摸索的商业模式难以复制，因为其与干细胞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的特点向关联：不易存储、与临床结合紧密。胡本人也并非北科的技术核心，而是扮演了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而多数生物医药企业中，创始人通常有强烈的技术背景，但却难以对付资金和管理瓶颈。据称在小分子化学药物研究方面拥有33项世界专利的海归博士李嘉和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与企业家合作。

　　李嘉和的搭档是尤海明，尤的名片比普通的名片大了一倍，否则难以展示他的商业世界。他是天和、天明、天欣三家在深圳的医药公司的董事长，另外也是长春崇仁医院和天诚药业的董事长，在另一家汇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他也担任重要职务。

　　其中，天和医药就是尤海明与李嘉和共同创建的，在这六家公司中，其他五家是负责赚钱的，而天和是负责“烧钱”的。

　　2002年，企业家尤海明与科学家李嘉和在长春相识，两人在聊天中发现彼此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甚至经历都很接近，于是一拍即合。同年他们从东北一路南下，手里抓着一张投资环境考核表，走遍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主要城市，最后给深圳打了最高分。开始在一座普通写字楼搞研发，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对门。每天看到对方忙忙碌碌，但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后来眼瞅着这家叫“朗科”的公司做起来了，天和仍然只是大把地投入，但尤海明与李嘉和都不着急。

　　2004年，天和迁进高新区为初创型生物科技企业专门设立的生物孵化器，如今，它可能成为孵化器内最早破壳而出的公司。目前已经拿到了3个新药证书，而其国内第一个小分子抗肿瘤及新生血管生成新药——“夫马吉欣注射液”也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尤海明希望能尽快在孵化器以外申请下土地，以便于迅速把新药投产。“现在运转状况不错，一方面有其他企业的利润支撑，另一方面实验室已经盈利，今年有100万美元的合同。” 尤海明说。此时，天和已经投入了4000多万人民币，更大笔的投资可能还会接踵而来。“心理承受力要强，再多的钱烧到最后阶段也会心惊胆战。”

　　“像天和这样很短时间内就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企业在孵化器内不多，”生物孵化器负责人丘萱说，她认为拥有生物医药技术的创业者最好的合作伙伴就是药厂，因为药厂有资金，而且在新药报批方面经验丰富，同时临床医院的选择，销售网点全是现成的，搞新项目都没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药厂懂得创业者研究的价值，两三年见不到效益也沉得住气。

　　资金与未来

　　但是，李嘉和在生物孵化器的邻居们并不是经常能有运气遇到像尤海明这样的合作伙伴。尤不但知道“在这个领域要想投入后马上就赚钱，想都别想”，而且尊重李嘉和，“你要想控股，人家不一定买你的账，他有个人追求，不只是钱的能解决的。”

　　深圳是中国创投资本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众多生物技术拥有者选择在这个本来缺乏产业基础的城市创业的重要原因。丘萱说，进入孵化器的绝大部分小公司股东结构特别好。“很多过去做房地产，做能源，做硅材料，他们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和创业者本来大都是朋友，彼此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了解”。

　　奥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主攻方向是研制艾滋病、非典等疾病的基因工程疫苗，其总裁孙娟曾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医科大学从事癌症基因治疗的博士后研究，也曾在美国生物制药公司以项目主管的身份参与了公司的初创、成长与发展过程。，无论在产品研发能力还是在经营、报批经验上，她都是一个可以给投资者信心的人。奥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金不过几十万，但很快从加拿大吸收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仍远远不够，孙娟计划二期融资5000万美元，生物孵化器为奥克联系了一家搞房地产的投资商，但对方条件比较苛刻，要求必须让第一家投资者退出，由它担任独立投资人。

　　这并非孙娟的主要困境，问题在于即使二期融资谈下来之后，她的资金缺口仍将随着技术的推进进一步扩大，而如果没有临床批文，真正的风险投资商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但是，奥克的研究太新了，国家药监局暂时没有可供评判的标准。

　　“现在风险投资商和我们谈得很多，都觉得这个成果一旦转化将开拓出一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但是在目前这个最需要支持的阶段，却谁也不愿意进入。”孙的助理吕梅说。与IT产业相比，生物医药产业开发周期更长、需要的资金投入更多，但在风险投资领域真正熟悉的人也更少。尽管这些生物公司在实验室研究及小批量试制的“上游开发”阶段就备受青睐，当往往要等在车间大规模生产及市场推广的“下游工程”阶段才进入。

　　这在初创型的生物科技公司中是普遍现象，《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拜访了深圳生物孵化器内的9家企业，7家企业的负责人都不在公司，其中2家在跑临床批文，4家在跑投资。

　　按照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的说法，从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链条衔接看，创业之初利用人脉关系拿到的启动资金用尽之后和风险投资正式介入之前，创新企业普遍存在面临资金链条断裂的“死亡谷”，这时创业企业尚无法建立盈利的理性预期，没有正向的现金流，因此也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帮助。根据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这个“死亡谷”的大致宽度为25万—200万美元的资本需求缺口。

　　当纯粹的市场化资本对这样的缺口不能积极介入时，往往就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2005年生物孵化器内的家企业有一半以上拿到了政府支持，来自国家、省、市、区的创新基金再加上政府联系的风险投资，一共是2000万元。

　　尽管深圳的创业环境已经相当优越，但直接的资金投入平均到每个企业上面也只能是解决燃眉之急。为冲出“死亡谷”，很多企业都制定了比较灵活的战略，并非都与天和一样准备把产业链从头做到尾。

　　奥克的高层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奥克并不介意出售某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可能会考虑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进入其他公司。还有两家不愿透露公司名称的企业也表示，公司并没有产业化的计划，出售研究成果和分享市场收益权就是商业计划中主要的利润来源。因为总有相应的大公司来收购，如果是已经进入临床二期的成果，往往一项就可以卖到数亿美元。

　　显然，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模式恐怕跟我们的传统思维大相径庭。但在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创造商业奇迹。1976年，27岁的风险投资家斯万森和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玻伊尔共同成立了美国基因技术公司(Genetech)，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是斯万森的私人积蓄2.6万美元。1980年，公司上市，此时，公司只有4年的历史，主要产品尚在酝酿期，公司的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但其

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最终以12%的股份筹集了3600万美元。此后，在其发展历程中，就曾多次收购或出售研究成果，并与罗氏等多家医药公司有过战略合作，2003年，基因技术公司成为当年美股上涨的冠军，亚军恰好是网络巨人雅虎(Yahoo)。目前美国基因技术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生物制药业影响最大的企业。

　　深圳，会诞生中国的Genetec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