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蕾 发自北京
日前，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健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
“这意味着原先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中，行政手段已经淡出。”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祝宝良昨天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朱之鑫在讲话中强调，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进一步推行政企分开，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政府公共权力运行中“越位”、“缺位”现象。
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在2月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内部过早下了经济过热的判断，于是除了运用经济手段，还采取了强硬的行政手段，大规模清理投资项目。社科院宏观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说，“铁本事件”是当时著名的例子，但“一季度的数字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袁钢明认为，在最近一轮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介入调解的作用已经加大。政府并不急于对形势作出判断，边做边观察，政策更具有结构性调整的意味。
比如，今年一季度信贷高涨，央行并没有如市场的猜测，上调贷款准备金率，而是上涨贷款利率，采用了金融杠杆；发改委下发的关于产能过剩行业调整的指导意见也相对温和，并不是强制性的；停止银政打包贷款执行起来也不是“一刀切”，而是以一定的时间点为限制。
此前，发改委宏观研究员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本轮宏观经济调控不宜动“大手术”，要减少“一刀切”的行政干预，以免导致整体性抑制经济。要采用结构性微调，区别对待，继续用“点刹”。
“相比上一轮2004年的宏观调控，这一轮的政策更成熟、稳健。”袁钢明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