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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超峰
一年前，《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云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起到了警醒自大的美国人的初衷，但它给远在中国的开封和河南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是的，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把复杂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尽管这目光在很多时候都显得有些残酷。
应该说，这是开封的第二次觉醒，此前的一次是在1993年，源自某中央媒体的一篇名为《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觉醒之后的开封又如何呢？资料显示，1993年开封市的市本级财政收入为2.17亿元，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96亿元，觉醒10年之后，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2000万元。显然，这种来自外部的担忧并不能真正让开封觉醒，开封人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也让“开封复兴”这个宏大的命题变成了一则苦涩的寓言。
文化是开封的灵魂，历史上，开封一次次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起来，人们不离不弃，逃了又来，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古都气韵。
但在今天，当它面对的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资本和财富的时候，曾经让它盛极一时的市井文化和贵族意识成了它最大的羁绊和镣铐。
2002年到任的市委书记孙泉砀为开封确立了工业强市的战略，用工业社会逐步代替小农社会。并无多大的悬念，这个发展思路在短短几年内让开封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孙泉砀也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现在的开封已经开“封”。
工业强市，再一次显露了它屡试不爽的神奇功效。但开封毕竟是开封，它不同于洛阳的厚重和雍容，也不同于郑州的新锐和激情。值得一提的是，长久以来，开封的人口结构一直没有改进，人口增长一直依靠自然繁衍，外出人口很少，外来移民更是几乎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和长期封闭落后的观念互相加强，让开封人变得越发敏感和矜持，而这种病态的心理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可以预期的。
所有的问题都和人有关。对本届开封市政府而言，他们希望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迅速让开封摆脱困境，但我们更期待的是，可以通过真正的对外开放引进一种全新的市民理念。而后者，才是开封复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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