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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亚洲开发银行第39届年会在印度海德拉巴拉下帷幕。与会的东盟10国和中日韩共13国财长共同发表了“将就有关统一货币体系计划展开讨论，以便为此协调外汇政策”的声明。
亚洲货币(是未来真实亚元的前身，一种计价单位)被认为可能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亚洲货币(即AMU：Asian Monetary Unit，亚洲开发银行称其为ACU：Asian Cu
rrency Unit，大体上都指的是同一内容)是将“10＋3”国货币纳入篮子，并对这些货币给予不同权重比例考虑的亚洲统一货币计量单位，它的路径是对欧元演变路径的拷贝。欧元的前身是欧洲货币单位 (ECU)，它的存在时间是从1979年-1998年，它的构成就是成员国内的各种货币权重。
亚洲比欧洲的货币联合要棘手得多。亚洲(尤其是东亚)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带，同时，它的政治联合水平同其地域经济契合度反差最大。这一矛盾让人产生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认为亚元最终的诞生将是一个百年计划。
在本次年会上“10＋3”国家财长发表的声明里，倡导对亚洲货币单位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分析亚洲货币单位的稳定性，及该货币单位同美元、欧元汇率的变动情况。其实类似的研究路向早就是学院内的热点。比如日本的经济学者 Eiji Ogawa和Junko Shimizu在今年4月底出版的论文《Stabilization of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Under Common Currency Basket Systems》就是针对亚洲货币单位波动性优劣的中肯论述。在这篇论文里，Eiji Ogawa和Junko Shimizu发现，同那些用美元、欧元、日元作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体系权重里货币的国家(即所谓的G-3型国家)，例如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的货币相比，亚洲货币单位的浮动更小更稳定。
这为“钉住美元汇率体系已然崩溃”的亚洲(中国“7·21”汇率改革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提供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亚洲货币是非常必要的，它比惯常的G-3型要更合适亚洲。而且从未来的贸易流发生情况推算，“10＋3”的贸易整合程度将可能是相当快的，而这为亚洲货币的稳定性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否定掉那些半吊子的做法，即认为亚洲的情况同欧盟有着很大的不同，“域情特殊”因而必须采取一些过渡方式，例如在亚洲货币单位里“安插”欧元和美元，尊重“10＋3”国家同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流模式。而是恰恰相反，要坚决排斥美元和欧元的进入，强化地域主义色彩，并且在未来的亚洲货币基金里，也要淡化域外色彩。即使亚洲货币基金不得不让美国人充分地进入，那么作为讨价还价，应该增强“10＋3”国家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投票权。总之，要强化亚洲的地方主义，同时仔细评估在亚洲引入“世界主义”的成本，并如何能通过支付之一成本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收益。
而在亚洲货币体系的内部，我们依然要考虑到各种博弈力量，尤其是日本。日本现在的路线是依靠亚洲开发银行，因为它和美国是该行的大股东，有着很强的话语势力，而且，他们在13国财长声明之后，表示可能还会按计划发行自己的亚洲货币计划ACU。于是，两条竞争路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是“10＋3”路线，各国政府通过协商来确定亚洲货币单位的发展方式；一种是亚行自己的行动纲领。两条竞争路线的关键词是日本人的地位问题。
日本人很担心“中国因素”。日本现在愈发把自己打扮成批评中国汇率政策急先锋角色，无论是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还是外相麻生太郎都指责过中国汇率问题。而最近，针对亚洲货币单位，日本财务省财务官渡边博史认为，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不应该在一篮子货币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一言论被认为是直接指向中国。
坦率地说，尽管日本依然是亚洲重要的火车头，但在整个“10＋3”体系里的贸易力量在减弱。2000年，中国大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这些国家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占总的进出口贸易额比分别是17.5%、20.7%、16.7%、12.3%、19.5%、16.2%，但到了2004年，比例均有所下降了，分别是14.5%、18.7%、12.8%、9.0%、18.7%、11.9%。
日本力量的弱化和中国力量的强化(尤其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建立之后)的格局在未来愈发深化。中国在亚洲货币体系里一贯追求的是一种平和的均衡主义哲学，一种强调利益共生共进的民主观念，而不是那种苦心脱亚入欧“日本式”的幕府控制主义哲学。1980年代，日本人津津乐道自己的“头雁”地位，现在，刚刚复苏的日本又做“货币联盟雁行地位”算盘。如果中国不及时应对日本这方面的控制力，那么亚洲货币单位有可能沦为一种经济控制工具。只有追求均衡主义，才能避免这种“依附”局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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