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的筹款试验

　　编者按：在公益捐赠文化发达的香港，众多慈善组织有90%以上的捐赠来自民众。比如，在2004财年，(香港)无国界医生的筹款总额中，有98%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中国绿色和平有96%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香港乐施会有90%以上的资金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宣明会(中国)2005年度的筹款总额中，有90.9%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

　　考察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绝大部分善款均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而公众似乎还是一块 尚未开发的领地。国际NGO的筹款之道提示本土组织：现在是开发平民捐赠资源的时候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是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授权、可以在中国境内管理筹款的国际机构。然而，对于UNICEF，这种筹款资格与其说是可以在中国合法筹款，不如说是可以在中国进行一个公众筹款的“试验”——一个非常严肃的“试验”。

　　“在中国，从公众个人中筹款是一个更加有争议的领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新闻处处长Charles说，尽管UNICEF在中国所做的“直邮”筹款试验中，很多中国人愿意以这种方式反馈，Charles也认为收获不错，但是，用这种中国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方式进行公众筹款，在中国引发了曾经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决定自己该不该捐赠，而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是不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的疑惑。

　　“直邮”筹款在英国、美国或者香港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会对信件感兴趣，有的人则不感兴趣，但绝对不会奇怪。

　　“但‘直邮’在中国还是太新鲜。”Charles说：“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和政府一起合作，寻找从公众中筹集更多资金的方式。”

　　无论这场“试验”进展如何，UNICEF还是非常看重“直邮”。Charles认为，通过“直邮”筹款信件，组织会逐渐建立一个网络，这样，才会有人慢慢地、有规律地反馈。同时，这个支持网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可以有规律地筹集资金，更多的是可以提升中国公众的一种意识：意识到中国儿童目前的处境。另外，通过“直邮”，募款也可以发现中国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最佳筹款方式。

　　香港人定期捐款成习惯

　　不仅是“直邮”太新鲜，就连“慈善”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还是与己无关的“富人行为”。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企业非常乐意与NGO结盟，NGO也非常乐意与企业攀亲。在“慈善企业排行榜”、“慈善家排行榜”抢尽风头的情况下，中国人似乎更乐意津津乐道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阔绰，而很少去考虑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驻华首席代表华安德指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进步，不能完全靠国际资助，国内慈善更重要。”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国际NGO大量向国内输血的模式，而要注重本国的自我造血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中国每一位普通公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

　　去过香港的人除了惊叹于香港的繁华，更会惊叹于香港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地铁、火车站出口，行人天桥、巴士站或码头，经常会看到募捐者的身影。募捐者的年龄从孩童到中年到老者不等，他们募捐来的钱，很大一部分通过香港注册的NGO用在中国大陆。香港乐施会96%的资金来自个人，乐施会相信，捐款者不仅仅是资金的来源，也代表了他们对乐施会宗旨和发展策略的支持，没有对乐施会工作的认同感和一种真正的慈善意识，就不会有5万香港市民每月定期从工资收入中向乐施会捐款。

　　公众筹款好处多

　　很多国际NGO把从公众中筹集的款项作为机构主要的财政来源，是因为公众筹款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是保证机构独立性。众所周知，NGO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中发挥政府和企业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但NGO的独立首先要保证其财政来源的独立性，只有财政独立，NGO才能独立作出符合机构理念的方案和采取独立行动。(香港)无国界医生用鲜血的代价论证着机构从一开始就坚持的独立原则，这种独立性最根本来源于所依赖的大众捐款。

　　二是保证机构资金来源的固定性和机构稳定性。“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每个人捐助很少，但若集中在一起，数目也非常客观，同时，即使个别捐款者发生某种变化，不再捐助，资金总额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机构可以按照规划平稳发展。香港乐施会现时有超过88000名“乐施之友”，虽然每人每月捐款50、100、200元不等，但一年可为乐施会带来约9000万港币的收入。

　　三是起到很好的公众教育作用。每个NGO，即使是只从事项目运作的NGO，也肩负倡导的使命，需要进行公众教育。NGO用出“十八班武义”向公众筹款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过程，而公众向机构捐款，可看做是机构达到了教育目的。

　　四是保证机构的工作成效,更有效监督机构工作。捐款者有权利知道所捐资金用途，NGO需要对每一个捐款者问责，这种压力将会保证机构开展工作的透明和成效。乐施会认为，正因为资金主要来自公众，所以乐施会有非常严格地问责性，也就是社会交代。“捐款人非常关注我们的资金去向和如何使用在项目上的。”这种严格的问责性在赢得公众信任的同时，保证了下一步资金的来源。严格的问责性和信誉使乐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筹款额仍能不断增长，从去年的8000万增加到今年的1亿多。

　　当然，以公众个人捐款为主，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企业捐助。只是，NGO在看重企业“财大气粗”的同时，要坚持机构理念，并去影响企业内部政策，尽可能去影响企业成为“负责任”企业，而不是受所捐助企业控制成为“广告平台”。

　　英国救助儿童会强调“不能陷入捐赠者主导、合作伙伴主导的模式”。但是他们在企业面前也不是“无动于衷”，也希望将来能“通过筹资和中国工商界建立联系，影响工商界的领导和员工，促进他们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同时，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社会责任，为社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当然，对于烟草、酒类、制药公司之类企业的捐助，NGO基本上拒绝接受。国际行动援助将认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发展中国家贫穷农民及其社区的利益的跨国公司”列在了拒绝接受捐助的公司的“黑名单”上。

　　很多筹款人认为，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主要的动力和力量也是公众，因为他们是企业利润的源泉。所以，NGO影响每一位普通公众的同时，也就是在影响企业的决策，影响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公众捐赠：先认同，再行动

　　国内很多组织将希望寄托在国际NGO和企业的资助上，但是国际资助机构总有一天会离开中国，而且也不会有“常青”的企业，进行公众筹款是大势所趋，况且，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为NGO进行公众筹募奠定了物质基础。

　　UNICEF安排中国政府官员去考察其在开展项目的国家如何开展筹款工作，目的是建立中国政府的信心：UNICEF在中国公众中可以筹集到钱，因为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很多富裕的中国人，他们非常真诚的愿意去帮助那些在农村地区没有富裕起来的人。Charles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可以信任、透明的。“你也知道，很多以慈善的目的捐来的钱，最终没有用到真正的用途，一些钱失踪了。”Charles说。

　　现在主要靠INGO资助来求生存的中国本土NGO，即使取得了公众筹款资格，公众一定会把捐钱给你吗？

　　在香港，一位依靠低保生活的老太太，不舍得乘

出租车，也不舍得做地铁，换乘了不同的公交车才到达宣明会(中国)的香港办公室。她去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积攒的钱捐给宣明会。“筹款只是结果，是别人共享机构理念的结果。”这是宣明会(中国)副总监王超的认识。老太太捐款的动力源于对宣明会工作的信任，对宣明会理念的认同。

　　中国本土NGO如何取得中国公众的信任和认同？首先是机构本身的工作领域，公众是不是认为重要并接受；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的信誉，本身机构治理情况、透明度和诚信，也就是公众是否认为你是一个可以信赖，把钱交给你非常放心的机构，你可以帮助个体的公众，运用综合的力量去完成一个共同的愿望。

　　Charles说，作为我们这样一个负责任的渠道，就是要帮助中国一些富裕的人能够去帮助他们想去帮助的人。

　　什么时候，中国的本土NGO也可以自信满满的说出这样一句话，那么离可以进行公众筹募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当然，从宣明会(中国)、中国绿色和平、香港乐施会的经验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动员中国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的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动员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