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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勘测时，常能顺便发现天然气资源，因为油气有时候是伴生的；兰花难养众人皆知，可培栽高手清楚其中的诀窍，要将兰花与一种真菌伴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等“富贵病”的发病率也大幅上升。
所有这些都是伴生现象。后者依赖于前者，相互伴生。当然，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关联度却非常高，就像天热多蚊蝇，潮湿处多苔藓一样。
边缘区也如此，也是与某一区域的发展相伴生的。或经济发展，或城市建设，或某一方面资源的比较优势吸引人的流入，在该区域的外围形成了穷人区。
边缘区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边缘区或城乡结合部，它的位置取决于伴生区的位置，并且随着伴生区的变迁而变迁。
开发区边上的“家”
大庄村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该村旁边是埝坛工业区，周围有3家家具厂，一台球厂，玩具厂、化纤厂、服装厂、生物基地……由于2002年埝坛工业区建成，工厂入住和外来民工的涌入，在大庄村的公路旁形成了一个小集市，颇为热闹，歌厅、网吧、餐馆、洗衣店、理发店、小超市都比较齐全。
2005年9月，焕然一新的打工子弟学校向阳希望小学搬进了大庄村，校长帅利民介绍说，目前学校学生总人数有600多人，大多来自周围几个村里住的打工家庭。
刘明旺是大庄村的村委，他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大庄村有300多户，大概1200多人，目前有1/3搬进了集体盖的楼房里了，这里住的以工厂工人为主的外来务工者达3000多人。
“他们是本地人的3倍多，这里好像变成他们的地盘了。”说到这，刘明旺哈哈一笑。
“从2002年开始，大庄村的人就多起了，我们要为这么多外来人提供便利啊。电话、网络、自来水、掏下水道、垃圾处理，现在都有专门的人管理。”刘明旺说。“原来这里乱点，加强管理后，这里好多了。”
住在大庄村的那些外来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又怎样呢？本刊随机采访了其中的几位。
张师傅是一位自行车修理工，来北京7年了，他和妻子及14岁的儿子住在大庄村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他每天出门，在路边摆一个修理摊。“在这里有相对固定的收入，每个月500-600元的纯收入，比较满意了。”他说，“生活条件挺好的，要吃有吃，身体一年连感冒都不会有几次。”
张师傅的弟弟在北京帮小老板跑运输，哥哥、妹夫都在北京。他们已彻底放弃了农村的土地。
“走进城里才发觉自己忽然之间成了最穷的人，如果不出来打工，那是最最穷的人了。”张师傅一点也不避讳说自己住的地方是穷人区，“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住在这，大家都差不多，有平等的感觉。”
张师傅的自行车修理摊对面是一个烤羊肉串的门面，那里的小伙子可能不满20岁，他们闲时坐下来聊聊天，开开玩笑。“周围的人熟悉了，大家都是善良，勤劳的人，感觉和在家里没什么不一样”。
张师傅目前最担心的是上6年级的儿子明年升初中的事，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了打工子弟学校，但上初中就都要回户籍所在地了，不然就得交昂贵的借读费。“我这个儿子，他喜欢在北京，不想回老家，而且他那么大在老家读书，没人管束，也很让人操心呀。”
陈雄宏也住在大庄村，他有两个小孩，都是男孩，一个上5年级，一个上1年级。他们都在老家上学。
“挣钱不多，养不起，在城里，养个小孩比大人费钱。”他说。“再说，他们来北京后，会受到其他小孩的欺负，他们从小就会有压力，不好；而且如果他们在城里养成花钱的习惯，也非常不好。”
像大庄村这样聚集了大量外来打工者的村庄，全国有很多，特别是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像深圳、广州、厦门、漳州、苏州等。例如，福建漳州市龙文区的下洲村，周围有家具厂、塑料厂、泡沫厂、刨花板厂等很多工厂，所以聚集了很多的外来打工者。
这些村庄多位于新兴的工业区、经济开发区或技术区的周边地区，由于这些地方经济较发达，工厂林立，就业机会多，所以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在附近出现了穷人区。
也吃钢铁饭在大型国企的周边地区，也会出现一些穷人区。北京石景山区首钢附近的一些农村，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从古城地铁南行，乘出租车十几分钟，穿越丰沙铁路，在一个大约3米左右的狭窄入口处，司机告诉记者：“这里进去，就是养马场村，里面都是平房，条件很差。”
据古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常住人口100多人，外来人口800-900人。
沿着入口处的狭长小道向里，鸡犬之声相闻，一幅与首都都市氛围难以相融的画卷呈现在记者面前，令人仿佛走进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尚未改造的小县城的某个角落。这里似乎更像农村的农户利用宅基地横七竖八盖房而自发形成的小村落，没有任何规划——事实上，这里原本就是当地村民的自建房。
在这里，站在任何一个角落观察，看到的都是由橙色土砖搭建起来的平房和一两米的人行过道，三五间房构成的一栋平房边，门窗上糊满了发黄的报纸，有的屋外搭着五颜六色的塑料编织物，这是居民在自家屋前用木板撑起的空间，顶部就用塑料编织物遮风避雨，闲时就坐在这里拉拉家常。
据了解，养马场村早就被列入环境整治项目，但由于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首钢总公司自筹解决，至今拆迁未见动静，成为来首钢打工的外地临时工的聚居地。
吴师傅40多岁，张家口人，来北京七八个月，在首钢上班，属于临时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正推着从旧货市场上花了几十块钱买来的自行车往厂里赶。“我就是给厂里清扫垃圾的，我们是三班倒，不，是四班，要是一天只上一个班，一个月也就500多，扣除房费150，还要吃饭，太紧张，所以尽量多上一个班，一个月挣个千把块。”
据吴师傅介绍，养马场村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首钢临时工，房东是首钢一些征地后农转工后的正式工，他们是另一个世界，正式工有专门小区给他们居住，由于拆迁了几年不见动静，房主把房子租给了外地来的临时工。
从山东德州来首钢打工的陈师傅在厂里做水泥浆搅拌工作。记者在他的小屋逗留片刻，屋里陈设很简陋，一张木板拼成的床，上面是从家里带来的红色被褥，一口木板箱承载了他的全部家当和希望。当记者问及对这里的居住环境有什么要求时，他苦笑着说，“能有什么要求呢？我们不敢跟城里人比，就想挣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提到首钢的搬迁，他们也知道消息，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并不清楚。“听说首钢要搬到唐山，这些污染重的厂都要迁走。”杨师傅指了指村落边的烟囱，“要是首钢搬家，把我们一起带走就好了。”
尽管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平时也不愿意和城里人比，杨师傅还是希望这样的职业能让自己致富，来北京一年多，经常一天两个班，省吃俭用，他和在街道打扫卫生的爱人已经存下了5000多块。在他们眼里，企业搬迁似乎还很遥远，他们不愿多想。
“谁不愿意住楼房？人家正式工在老古城有楼房，我们是临时工，人家说不要你就可以把你赶走，根本就不会管你住什么地方。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地方能住下来就行了，不求别的。在这里再挣点钱，要是这里真的拆迁了，没事做了，看看能不能再找新的活路。”他无奈地说。
这些人傍企而居，命运似乎也早已注定。如果企业搬迁，他们就像候鸟一样，继续寻找新的据点，生活和工作在相似的环境中，为生计而奔劳。
城乡结合部的“三差”
城乡结合部更接近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区。这里往往是外来农民工的集聚地，他们或收废品，或做些小生意，或从事其他工作，白天可能会进城，而晚上都回该区域。北京市海淀区的八家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八家村包括前八家、后八家，北到清河以南，东到小月河，西到圆明园东侧，南到清华园火车站的区域。
记者来到八家村村委会，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八家村的情况想做个采访，一个30余岁的女士表达了不接受采访的态度：“这是第三拨记者来访了，不知道近来为什么都对八家村感兴趣”，“你们要了解情况去找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
其中一个40余岁的男士接着抱怨道：“从不再强制要求登记、办理暂住证之后，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处于失控状态。”
虽未能从八家村村委会了解到相关信息，但我们从《北京城区角落调查NO.1》(由北京市科学院组织调查、编写)中找到了这样一些资料：八家村是农居混杂村，现在有农业人口910户，1441人，居民人口1439户，2400多人。出租房屋是99%以上村民的一项日常收入。
八家村，1992年左右形成旧货市场，大型市场共有三处，分别占地60-70亩，旧货市场是当时的主业。随着环境和治安的恶化，1996年之后一些大型旧货市场陆续被关停，但外来人口聚居区已经形成。
现今，从许多门面中的旧家具收购店、大面积的垃圾收理场，旧电子元件、旧家电收购门面中依稀还能看到以前旧货市场的样子。
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使大量的出租房突击建成。乱搭建的房子使得村内道路显得异常狭窄，看上去大型车辆已经无法进入村里，非法加盖的二层建筑上，有零星的租户。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NO.1》针对八家村的私搭乱建房屋会造成严重后果予以了警示：缺乏统一设计和管理，很多达不到消防安全要求，火灾隐患严重，加上消防车很难进入村里，更使此地一旦有火灾发生，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村内许多厕所边上堆满垃圾。据介绍没有下水道的公共厕所，粪便无法按时清理完成，厕所积累的粪便只能在迫不得已时雇人用小车运到村外，使得村内厕所卫生条件难以保障，民怨甚重。
一位75岁的八家村老住户对我们这样描述：“30多年前这里很太平，门不用上锁呀。现在不行了，大白天放在门口的什么东西都会丢”，“早上走时还有井盖，晚上回来就没了，自行车跌进坑里，一个行人鼻子削了一大半。晚上呢，听得见三五成群的偷盗团伙从北面偷来东西往南搬送快速的跑步声音。这个年头，闲事也不能管，不小心，十几个人迅速地围上来了，说不定就把你暴打一顿。”
北京乃至其他城市，有不少像八家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这些区域往往是“三差”地区：环境脏乱，卫生条件差，容易造成各种疾病的传播；监管乏力，市场秩序差，无照经营现象较为普遍；无业人员集聚，治安状况差，偷盗、抢劫频发，打架滋事成风。
“城市农民工的无保障状况是引发社会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说。
“握手村”里的白领穷人
石牌村是广州市最大也是历史最长的城中村，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与两所全国重点大学华南师大和暨南大学相邻。说它是农村，它又被包围在现代化的新天河里；说它不是农村，它的主要居民又都是土著农民。
前些年，这里的建筑大多是“握手楼”。所谓“握手楼”，是因为两幢楼之间仅半米之遥，伸手即可行握手之礼，终年不见阳光者比比皆是。
如今，石牌村进行了改造，旧貌换新颜，成为广州市撤村改制的一个典范。但依旧还有许多长期或者暂时驻留在石牌村里的人。毗邻大学，会有许多大学刚毕业的，没有太强的经济实力又要继续求学的人来这里居住。这里为那些有知识的“白领”提供一个避难所，形成一个“白领穷人区”。
北京高校集中的海淀区，也有不少这样的村庄，位于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附近的肖家河村就是一个例子。不少考研、学英语或是刚毕业的人住在这里。
“没办法，楼房的房租太贵了。至于安全问题，自己小心点也就是了。”在肖家河租房住的王开和这样说，“不过，这里房租便宜，又毗邻学校，周末可以去学校运动，看书什么的，还比较划算，其实，并不是外来务工人员才住平房、住在穷人区，像我们一个月领1000元工资的人，也住不起楼房，楼房不到10平米的小间也要600元。我周围很多人像我一样，虽说是正规大学毕业，可一个月没有多少工资，我们很穷的。”他无奈地说道。“我们的前途寄托在考研上，希望能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命运能有所改变。”
王开和认为自己和进城农民工没什么区别，反而有时觉得自己不如那些农民工，他们大多数是顽强的，更值得敬佩的人。
“我住的隔壁，大概6平米的房子住着一家三口，上下床，上面放杂物。屋外摆着烤烧饼的箱，天没亮就开始准备，一天都在外面站着，很顽强，而且很乐观，我觉得自己都做不到。”他说。
学校可以说一种教育资源，在学校附近那些环境较差、但租金便宜的农村就形成了以年轻人(很多是学生或刚刚毕业)为主体的“白领穷人区”。
当然，同类的区域还有，大医院附近的看病人员集聚地、毗邻国家有关部门的“上访村”等。这些区域的出现，都是因为附近某一区域在某类资源上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北京特色的“上访村”
位于北京南站西南角的东庄，是一个在地图上查找不到任何标识的城中村。因毗邻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的空间优势，从上个世纪起，来自全国的上访者聚集于此，这里被形象地称为“上访村”。
收容遣送制度未废除之前，上访者们甚至不敢走上京城的大街。“俺们和民工不一样，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俺们回去就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你看看这些人，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才跑北京来的?俺们宁可在这里冻死、饿死，也不敢去偷去抢，万一被送回去就是个死啊。”一名上访者称。
在这里，不少人以捡废品为生。有的只能在铁道边上废弃的矮墙根下用木棍和塑料布靠墙撑起一个两面透风的窝棚过冬，而那些连窝棚都搭不起的人，就只能裹一张塑料布，睡在村口开阳桥的地下通道里。
无可奈何衰落区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古人的悲春之词；而今，这样的感叹也出现在某些经济衰落城区的贫困民众的口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区域逐渐走向衰落，或者是与其他区域相比显得衰落不堪。如今，只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当然，这些区域衰落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有的因资源逐渐枯竭，有的则是支柱产业日薄西山，有的由于城市发展不均衡，属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但现象却是相似的，大量的贫困人口聚集，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游离在现代城市管理之外。
“汞都”之痛
“无锡”的地名见证这样一段历史：最初盛产锡矿，到西汉时开采殆尽，称之为“无锡”；后来，王莽执政时，当地又挖出锡矿，所以改县名为“有锡”；东汉时，再度资源枯竭，又改名“无锡”，后沿用至今。
无锡曾有过资源过度开采而导致的“无锡之痛”，只不过，当地物产富饶，农业、手工业等发达，很好地完成了产业转型。但目前，中国很多资源依赖型的城市或城区，在资源逐渐枯竭时可就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境地了：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当地居民日益贫困。
贵州铜仁的万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地曾因汞资源的储量和汞产品产量分别列亚洲之首和世界第三，而被誉为中国的“汞都”。
1966年，经国务院批准，万山特区成立，这里成为中国唯一专事矿山开采的县级行政特区。据统计，自建矿以来，贵州汞矿累计生产汞3.2万吨，上缴利税16亿元(现值)。
如今，当地矿山已破产4年，从区划地名上，万山仍称特区，但有名无实。因为还有难以解决的部分职工安置问题，特区这一名称被保留下来，什么时候取消，至今还是个未知数。“那是一个死角，过去有矿，现在什么都没有”。邻县人这样评价那因采矿而落得千疮百孔的中国“汞都”。
数百年以来，特别是建矿以来的大规模开采，这里的矿石已经枯竭，并于2002年正式破产，留下的是高污染矿渣残留物，错综复杂的地下坑道，一大批老弱病残的矿工和家属，以及陪伴他们的矿山简易住房。
由于企业破产，这里已经形成典型的资源枯竭型贫民区。房屋下的矿道四通八达，因为是采空区，这样的房子全被列为危房了，但还在住人。
现在，这里的居民多是行走不便，或无力搬迁的老矿工及其家属。“年轻的，能读书的都出去了，有力气的也外出打工了，没本事的就在家里闲荡，还有的打架，犯罪，爹妈倒过来给他背债。”家住三角岩的罗大妈向记者抱怨。
三角岩地区有一条破败的水泥路，道路两边，是三到四层的居民住宅，住宅都是上世纪80年代设计，没有室内卫生设施。在这些稍微像样的建筑之后，便是大片横七竖八的平房，破旧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污水四溢。这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起来的。
“我们这里的矿工大多是地方上(地方农民)出身，当初建矿的时候在农村大量招人，好多都是小学毕业就进了厂。”杨光明是这里的老职工，出生于附近农村，1958年参加工作。杨光明的女儿在家附近开个小店，大儿子在某酒店当保安，还有一个儿子失业在家。“我家还不是最困难的，隔壁的张妈家，三个儿子都没工作，老头子死得早，家里都搞空了。”杨光明指指锁着房门的隔壁，摇头叹气。
当年辉煌的矿山子弟学校，如今也残破不堪，由于生源不足，不得不缩班教学，有经验的教师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学校是存是留，尚在讨论。汞矿医院目前的处境也很艰难，设备老化，人员不足，也算是倒闭矿山的遗产，目前仍在接收病人。
提到企业破产安置住房，杨光明笑笑，“我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多，还要养个没工作的儿子，平时多用酸菜辣子做菜，少吃肉。现在地方在犀牛井修了楼房，一平方米也要400来块。像我这样的矿上有很多，还是买不起啊。”土坪社区管理委员会在犀牛井盖了新楼房，400元/平方卖给矿区家属，三角岩的住户都必须搬迁。杨光明说的是实话，他们这样的退休工人目前在地方上是多数，长期承受低工资待遇，本来子女多，没有什么积累，现在养老、住房的解决都靠自己那点退休金，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水银有剧毒，开采和冶炼危险性高，有的冶炼工人患上汞中毒，对人的神经刺激很大，一年四季，都只有蜷缩在几十年前矿山分配的平房里，少有能力搬进新居。当然，“也有的人搬进去了，都是没有多少负担的，或者子女有出息，靠他们出钱。”杨光明说。
也有少数矿山职工搬到了铜仁市，那是地区政府的驻地，但那里的房子更贵，很多地段房价都超过了1000元/平方米。这对那些靠拿一点养命钱生活的退休职工来说，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
颓败的工人村
相仿的是，有些城市或城区曾经是重工业基地，在以前那个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年代，它们都经历了无限的辉煌。可今天，由于长期得不到技术升级，重工业基地变成了老工业基地，许多老工业企业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被迫停产或半停产，有的还因经营不下去而宣布破产，这样的结果引起大量的老工业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当初那些让人羡慕的“铁饭碗”国企聚集的地方，如今变成了城市的“穷人区”。
比如，沈阳市铁西区就是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区，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目前，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所谓的棚户区也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中。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像样的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
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和无助。
李长江是沈阳轮胎厂的一名下岗职工。他家里没有沙发和椅子，唯一的折叠凳被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肯坐。15平米的房间中，除了一张碎木拼成的床之外，别无家具。用来盛放衣服和日常用品的，是墙角的两个旧纸箱。
在沈阳，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
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但是，在这座城市的西南角，曾经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虹镇老街的生活
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老城区：与商业区等其他城区相比，这里经济落后，建筑大多是破旧不堪的老式房屋，大量贫困人群聚集，生活水平低下。
为对老城区的生活有一个真实的印象，记者来到上海的虹镇老街，试图感受一下“虹口最大的棚户区”。
历史上的虹镇地区，原来是旧有的集镇，有大量的本地村落和新建的石库门住宅，是一个繁荣的市区。但“八一三”一役，日军从黄浦江一线向北进攻，炮火把这个区域全部荡平。战后，从外地流落到上海的难民纷纷到这些没有人管的战争废墟上搭建棚户，到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棚户区。
站在虹镇老街路上朝西看，只见两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地挤在一起，楼房与楼房之间也只留下一米不到的空隙供人们进出。感觉这里的空间突然之间狭窄起来，仿佛这里的地心引力比别处大而把房子拉矮，人也几乎佝偻地在缝隙中行走。因为房子的低矮更显出四处挺拔雄武的高楼的富丽堂皇。就在南面就可以瞧见整齐划一、红墙绿瓦的瑞虹新城一期，而瑞虹二期——瑞虹生活广场就坐落在瑞虹一期的前一条街。虹镇老街的大部分就这样被包围在这样一个繁华的花花世界中。
记者在形同蜘蛛网般细密交错的楼与楼缝隙中侧身行进，在路过门上地址写着“天镇路176号后门”的两层小楼前停下。在这里一栋楼有两个门，地址分为某路几号前后门，这样的地址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因此在得到屋主人的许可后，记者参观了这个屋子。开了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这是物品长久浸淫在黑暗潮湿中的结果。只见左边巴掌大的地方砌了个水泥灶台放了烧饭的煤气灶，在塞了一辆自行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了；右手边是漆成红色的楼梯，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不见天日，红色的漆已经是斑驳不堪。更令人咋舌的是，这个梯子几乎是垂直地延伸至头顶—— 一个正方形的缺口，帮助主人由一楼通至二楼卧室。“九十度的梯子，不要见怪，地方小，这样才不占地方。”租住在这里的一位女住户这样对记者说。
小心翼翼地从正方形缺口处爬上去之后，原本期望的豁然开朗感并没有随之出现，相反，在昏暗的光线下记者倒是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这间大些的屋子就是我住的了，我和我女儿住。”记者进入这个面积也就10多平米的小屋子，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女儿，一个约莫4岁的垂髫姑娘。她见了生人不但不害羞还开心地手舞足蹈，同时嘴里发出很大声的啊啊声。经了解，这位母亲是带着听力有问题的女儿在上海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我们的县城没有这样的教育，所以只好让丈夫在家里赚钱，而我就带着女儿来上海。”
在张家巷路上，记者注意到一位独自枯坐在自家门前的老人。
在跟老人攀谈后，才得知这位老大爷已是八十岁高龄。当问及老人自己的经济来源时，他表示自己有劳保。“老人家，如果这里要拆掉您要去哪里呢？”老人不在乎地指着自己对面一堵写着拆字并且已经倒了一半的墙说：“这都拆了三年了还不是老样子。”
采访： 杨政文 邱恒明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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